馬漢之海權思想──從歷史理論到當代啟示
緒論：海權概念的時代意義
在近代軍事與國際關係研究中，「海權」（Sea Power）始終是理解一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關鍵詞。尤其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殖民擴張與海上貿易網絡的深化，對於如何透過控制海洋資源、航線與戰略節點來強化國力的關注日益上升。此一理論體系的奠基者，正是美國海軍軍官與軍事思想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馬漢認為，國家力量的興衰，與其是否掌握「海權」有極為密切的關聯。他的代表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Mahan, 1890），以及後續的系列著作，奠定了「海權論」的理論體系，也深刻影響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各大強權的軍事與外交政策。
一、馬漢海權思想的理論基礎
馬漢的理論核心在於：經濟實力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根基，而海洋貿易是經濟繁榮的命脈，國家若欲確保並擴展經濟利益，就必須掌握海上通道並建構強大的海軍力量加以保障（馬漢，1990，第17頁）。這樣的思想源自他對歷史實例的觀察，特別是對英國如何藉由控制海洋成為全球霸主的研究。他指出，英國在17至19世紀的全球霸權，並非單靠陸軍武力，而是仰賴其無可匹敵的海軍實力，以及遍佈全球的港口與殖民據點（Mahan, 1890）。
在馬漢看來，海權並非單指軍艦與戰力，更是一種結合地理優勢、經濟潛力、民族性格與政府政策的整體國力體現。因此，他將海權的建構拆解為六大要素，以評估一國發展海權的條件與潛力。
二、構成海權的六大要素
（一）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地理因素是影響一國能否發展海權的首要條件。馬漢指出，擁有海島地理優勢或位處海運要道的國家，較容易保障海岸安全並掌握區域航運節點（馬漢，1990，第17頁）。例如英國因坐落於島嶼，背靠英吉利海峽，天然地免除陸地入侵威脅，因此可將國力集中於海軍發展，進而在歷次歐洲大戰中取得制海權與戰略優勢。
（二）自然地理形態（Physical Conformation）
馬漢進一步強調，港灣的數量與品質、海岸線長度與可接近性，將直接影響國家從事海上貿易與建軍布防的能力（馬漢，1990，第27頁）。港口不僅是貿易的門戶，也是海軍基地的核心。若國家擁有眾多天然良港與便利航道，則海軍可迅速部署、補給與維修，對外貿易也更易開展。天候因素亦不可忽視，適宜的氣候將有助於穩定生產與安全航行，反之則可能限制航期與活動範圍。
（三）國土面積與資源配比（Extent of Territory）
馬漢警告，國土過大而人口與資源無法有效覆蓋與防禦，將導致邊境與海岸線暴露於風險中（鈕先鍾，1988，第389頁）。因此，發展海權的國家不宜盲目擴張，而應確保疆域規模與內部資源配置的平衡。英國雖國土不廣，卻因港口密布、人口集中於沿海城市，加上資源有效分配，使其在全球海上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
（四）人口與技能基礎（Population）
海權的發展有賴於足夠的技術與勞動力基礎。馬漢認為，人民若長期從事漁業、航運與造船等海事活動，便可在戰時迅速轉化為作戰或支援人員，形成人才儲備（Mahan, 1890, p.40）。因此，擁有「海洋勞動人口」的國家，具備更高的轉換效率與應變能力。這一觀點對後來如日本、德國等國發展「軍民融合」的航海戰略提供了重要借鑒。
（五）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馬漢強調，民族文化中是否存在「冒險精神」、「擴張意志」與「對海洋的信任」，將決定其是否具有內在的海權潛力。英國人以航海為榮、美國崇尚冒險與拓荒，這些文化特質都促進了國民向外經營的積極性。相對地，一些儘管地理條件良好、資源豐富的國家，若民族性保守、封閉，則難以建立真正的海權（Mahan, 1890, p.40）。
（六）政府性質與戰略政策（Governmental Instigation）
最後，馬漢指出：政府對海軍建設的長期投入、對外政策的穩定性與戰略眼光，是能否將海權理論實踐為國力的關鍵。十九世紀的英國內閣與國會即便政黨更替，仍長期維持對海軍發展與殖民擴張的支持，這使其海權得以持續強化並成為國家戰略主軸（Mahan, 1890, pp.26–29）。
三、馬漢的兩大原則：控制與利用
馬漢進一步提出兩個層面的海權操作原則：
海洋控制（Control of the Sea）：即建構可攻可守的制海權，能封鎖敵國港口、保障己方航道。這仰賴的是一支強大、靈活、可遠征的藍水海軍。
海洋利用（Use of the Sea）：意指透過開拓殖民地、經營航運事業、發展商業貿易，將海洋變為國家資本與利益輸出的平台（Mahan, 1890, pp.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