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科技與醫學迅速發展的今日，器官移植已成為挽救重症病患的重要技術之一。其所倚賴的關鍵前提——「腦死即死亡」的醫學與法律認定——雖逐漸成為制度主流，但此一觀點在宗教、哲學與倫理層面卻引發諸多質疑與爭議。特別是在實務操作中，病人尚有生理反應時即進行器官摘除的情境，讓許多第一線醫護人員感受到價值與情感的撕裂。本文試圖從一位前器官移植醫師的真實經驗出發，結合佛教對生命、意識、死亡與業報的理解，重新反思現行移植制度中的倫理困境，並思索科技與信仰如何在生命末端的抉擇中對話與互補。
一、腦死與器官捐贈制度的倫理問題
目前臺灣器官捐贈制度採行「簽署即時生效，撤簽需三個月後生效」的規範設計。此一制度強調的是捐贈意願的穩定性與制度操作的可預期性，然而卻可能忽略了病患在決策過程中的知情程度與心理狀態波動。在極端情境下，一位病患在面臨生死之際，可能早已無法清楚表達撤回捐贈的意願。這對「病患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形成嚴重挑戰（Beauchamp & Childress, 2013）。
曾任器官移植中心的某醫師，在一次肝臟摘除手術中，深感道德震撼。該名病患已完成「腦死判定」，但身體依然保有心跳、呼吸等功能，當手術刀接觸其胸腔時，竟出現劇烈呼吸加速與肢體抽動反應。由於法律規定腦死即為死亡，無需施打麻醉藥物，但這位醫師卻不禁質疑：「我是在殺一個還活著的人嗎？」
這類經驗突顯了腦死定義的模糊性。根據 Shewmon（1998）的研究，腦死患者仍可維持部分自主功能如傷口癒合、體溫調節與胎兒發育，顯示「腦死即整體死亡」的觀點仍具爭議。而當制度與醫療操作過度依賴單一死亡定義時，便可能忽略「意識尚在」的潛在倫理風險。
二、植物人與臨床意識的盲點
植物人被西方醫學定義為「無意識、無知覺的生物存在」，但近年研究與實務觀察皆指出，植物人狀態並非完全無意識。多位曾陷入植物人狀態而後甦醒的病患指出，他們曾歷經清晰的內在感知，甚至能記憶家屬於床邊的談話內容（Owen et al., 2006）。這些資料動搖了醫學界長期以來對意識的理解。
前述醫師在轉任植物人照護中心後，發現有多位病患雖未具語言能力，卻能以眼神、眉頭或指尖的微動與外界互動。其中一位老先生，在甦醒後指出，他在癱瘓期間曾聽見家人說：「他都醒不來了，不如捐器官吧。」這句話令他心跳劇烈、感到深層恐懼，卻無法表達任何反應，只能在內心不停祈求奇蹟。
筆者本人亦曾於2022年因病陷入重度昏迷，昏迷指數曾降至4至5之間。當時雖無法開口，但意識仍存，並清楚感受到佛經所描述的「四大分離」之苦：背部如火燒灼，當醫護人員於腋下置放冰枕以降溫時，更如置身寒冰地獄般劇痛不已。然而，我仍能隱約聽見家人在我耳邊提醒我念佛，為我助念。若在如此狀態下接受器官摘除，其所造成之痛苦，勢必是撕心裂肺、難以承受的。
這些經驗挑戰了現行的腦部掃描與意識判定方式，也顯示臨床醫師可能在未充分觀察與確認情況下，過早判定病患「無望甦醒」，進而建議家屬拔管或進行器官捐贈。此舉不僅可能誤殺尚有意識之人，更違背了醫療謹慎與尊重生命的根本原則（Monti et al., 2010）。
三、佛教對生命、疾病與死亡的理解
佛教的生命觀與醫學顯著不同。佛教強調「眾生皆有佛性」，即便在疾病纏身或意識模糊狀態下，個體仍具內在覺知與修行可能。佛教《阿含經》中指出，臨終一念極為關鍵，若病人臨終時仍保持正念、清明，便可導向善趣或解脫之道（《雜阿含經》卷三一）。
在佛教的業力觀中，疾病被視為宿業果報的顯現，並非單純的醫學事件，而是「身、語、意」過往行為的總和（Karma and Vipāka）。《大智度論》提到：「病生於業，業由心起」，也就是說，治病不能僅從外科與藥物處理，更須對生命意義有深刻反省。
佛教對死亡的理解極為慎重，認為在「神識」離體前，仍存微細意識活動。若在此階段強行拔管、開刀或擾動，將干擾神識離體過程，使死者迷惑、痛苦，甚至導致墮落惡道（《優婆塞戒經》）。因此，佛教徒臨終時講究「助念」、避免觸碰遺體、靜待神識離開，至少八至十二小時方進行移動與處理。
由此觀點看來，若病人仍具微細意識，卻在無法溝通狀態下被視為可摘除器官之對象，實可能構成「殺業」；佛教定義的「殺生」不在於手段，而在於意念與對方尚有生命現象（Gyatso, 1995）。
四、現代倫理體系的不足與佛教的補充視角
當代醫學倫理架構以四大原則為基礎：病患自主、行善、不傷害與正義（Beauchamp & Childress, 2013）。其中，「病患自主」與「知情同意」最為核心。然而，器官捐贈的實務卻常發生「病患無從表達」、「家屬未被充分告知」與「醫療判定過度制度化」的現象。
許多家屬基於對醫師的信任而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但事後卻發現並未真正理解「腦死即開刀」的時間緊迫性與程序不可逆性。在此過程中，「病患的靈性需求」、「信仰背景」往往被忽略。
佛教可提供一種補充倫理視角，將病人視為「具靈性尊嚴」的存在，並鼓勵醫療照護者在臨終階段尊重病患的宗教信仰、安排助念、避免粗暴移動、延緩器官摘除時間至神識安然離體為止（Harvey, 2000）。這樣的做法雖然與效率導向的醫療系統衝突，但卻提醒我們：死亡不是終點，而是靈性轉化的起點。
結語
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巨大福祉，但也同時提出難以解答的倫理難題。器官移植制度雖挽救無數生命，但其運作機制是否真正符合人性尊嚴與靈性需求，值得深思。本文從一位醫師的臨床反思出發，結合佛教的業力觀與生死觀，提出對現行制度的倫理檢討。
當代醫學若能納入多元文化與宗教哲學的視角，將有助於建立更全面的人本醫療體系。在科技與信仰的張力之間，佛教提供一種強調慈悲、尊重、與慎終追遠的倫理想像，值得納入未來醫療倫理討論中。
參考文獻
Beauchamp, T. L., & Childress, J. F. (2013).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7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yatso, G. K. (1995).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An explanation of the Buddhist way of life. Tharpa Publications.
Harvey, P.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ethics: Foundations, values and iss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ti, M. M., Vanhaudenhuyse, A., Coleman, M. R., Boly, M., Pickard, J. D., Tshibanda, L., ... & Laureys, S. (2010). Willful modulation of brain activity i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2(7), 579-589.
Owen, A. M., Coleman, M. R., Boly, M., Davis, M. H., Laureys, S., & Pickard, J. D. (2006). Detecting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 Science, 313(5792), 1402.
Shewmon, D. A. (1998). Chronic “brain death”: meta-analysis and conceptual consequences. Neurology, 51(6), 1538–1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