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灣的安全問題向來為亞太地區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其主權地位、戰略位置與兩岸關係變化密切相關。本文採用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從國際組織層級（以聯合國為代表）、全球霸權層級（以美國為代表）、以及區域國家層級（包括日本、韓國與東協國家）三個面向，分析20世紀影響台灣安全的外部因素與其互動機制。研究指出，聯合國在制度設計上雖有維和功能，實則受限於現實政治結構與大國否決權的運作；美國在不同比重下介入台海議題，從冷戰時期的防共戰略到後冷戰時期的戰略模糊政策，形成台灣安全的雙重依賴現象；而亞洲鄰國普遍基於區域穩定考量，多半採取不介入政策。本文強調，台灣應在不確定的國際安全環境中尋求多邊合作，提升自主防衛能力與外交靈活度。
關鍵字：台灣安全、聯合國、美國外交、亞太安全、層次分析法、地緣政治
一、前言：層次分析與台灣安全議題的切入點
台灣地處亞太地區戰略核心，向北臨東北亞，南接東南亞，是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由於歷史、政治與軍事等多重因素交織，其安全議題不僅涉及兩岸關係，更牽動國際權力結構。自1949年以來，台灣即處於一種「非戰非和」的模糊狀態，主權地位未獲普遍承認，且面對中共的軍事與外交壓力，致使其安全高度依賴外部力量。
本文採用「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作為理論工具，分別從聯合國、美國與亞洲鄰國三層面分析影響台灣安全的外部因素。這種分析架構不僅有助於理解不同層次的壓力來源與互動邏輯，也能揭示台灣如何在國際體系中尋求有限但可行的安全保障（Waltz, 1979）。
二、國際層級：聯合國的象徵性影響與制度困境
聯合國作為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憲章明定其宗旨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然而，對於非正式主權體之安全議題，其介入與調解能力實際上受到嚴格限制。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自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將中國代表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台灣在聯合國的國際人格便陷入真空狀態。
根據Oran R. Young（1997）對聯合國維和機制的分類，其包含三種主要模式：
- 憲章模式：依據第24條與第39條，由安理會主導是否認定和平威脅或侵略行為。惟由於中共為常任理事國並握有否決權，幾乎可阻止一切有利於台灣的動議（Claude, 1962）。
- 聯合一致共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源自1950年代冷戰背景，在安理會僵局下由大會主導行動。然而，該模式僅在特殊情境下發揮作用，並不具備約束力。
- 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由秘書長推動的預防外交手段，要求雙方願意停火與大國同意，難以適用於目前緊張的台海局勢。
儘管如此，若台灣能重新取得觀察員或會員國身分，仍可在聯合國框架下獲得某些象徵性或輿論上的支持。例如，面對中共封鎖台海，聯合國可能基於國際航道自由原則予以譴責與調解。再者，聯合國特使制度可成為和平談判的契機，或有助於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三、全球層級：美國介入的歷程與戰略演變
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超級強權，其對台灣政策直接影響台海安全格局。自1949年迄今，美國對台政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 放棄政策階段（1949–1950）
1949年底，美國國務院在〈台灣政策的情報方針〉中，公開表態不干涉台灣前途；1950年1月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其遜明言將台灣排除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之外（Hickey, 1994）。此舉一度使中共可能對台動武的成本降低。然而，同年韓戰爆發，促使美國急轉其政策，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進而凍結兩岸統一的可能性。
2. 同盟政策階段（1950–1979）
韓戰使美國全面強化在亞太的圍堵戰略，台灣遂成為冷戰防線上的重要盟邦。1954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保障台灣安全；1960年代美國又因中蘇分裂加強對台支持。然而，自1971年起，隨著美中接近與中共入聯，美國逐步調整其對台政策，1979年與中共正式建交。
3. 一法三公報體制（1979–迄今）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成為取代共同防禦條約的法律依據，內容雖未明言協防，但規定美國應向台灣提供「足夠自衛能力」（U.S. Congress, 1979）。然而，該法屬國內法性質，並不具國際條約的約束力，加上1982年《八一七公報》規範美對台軍售逐年減少，使其實質保障力存有爭議。
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期間，美國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台灣海峽，展現介入意志。其後，美國在對台政策上採取「戰略模糊」策略，既不保證協防，也不排除出兵可能，維持威懾效果（Bush, 2004）。
四、區域層級：亞洲鄰國的反應與外交趨向
亞洲鄰國對台灣安全問題的反應，主要受限於地緣考量與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多數國家雖不願見到台海衝突，卻也不願直接介入或成為美中衝突的前線。
1. 東協與亞太區域論壇
東協諸國對兩岸議題態度相對保守。其推動亞太經合會（APEC）與東協區域論壇（ARF）等多邊對話機制，但未將台灣安全納入集體防衛議題。外交部前次長房金炎曾指出，透過南向政策與經貿合作，可深化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實質關係，並爭取參與區域性安全架構（楊國強，未出版）。
2. 日本與韓國的立場
日本：受限於《美日安保條約》，若美國決定協防台灣，日本恐需被動配合。然而，其國內輿論對軍事介入意願低落，導致政府在兩岸議題上採取戰略沉默，僅強調維持現狀。
日本新聞通信調查會今年訪問2993名18歲以上日本民眾民調「派兵助台」的態度，有7成4的民眾反對。
韓國：由於歷史上深受韓戰陰影影響，對美國是否出兵協防台灣極為敏感。若美方動用駐韓美軍，恐激化北韓對南侵略意圖，並引發中共對韓報復。故韓國即使表面同盟，實際對台問題保持距離（Shambaugh, 2005）。
這些觀察顯示，儘管亞洲國家普遍希望台海穩定，但因害怕自身被捲入衝突，皆不願在軍事上支持台灣。
五、結論：有限安全下的策略選擇
台灣的安全並非建立在穩固的集體安全架構內，而是依賴美國戰略考量與國際政治利益的延伸。聯合國受限於大國博弈機制而作用有限；美國則以維持地區穩定為主，對台採取戰略模糊政策；亞洲鄰國基於自保考量，多半採取冷處理與象徵性支持。
因此，台灣在這樣的現實框架中，必須強化自身的「韌性安全」——包含軍事防衛、外交彈性與民間對抗力。唯有在穩定中求發展、在國際中爭空間，才能突破被動的安全框架，尋求主體性的地位。
參考文獻（APA格式）
Bush, R. C. (2004).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laude, I. L., Jr. (196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andom House.
Hickey, D. V. (1994). United States-Taiwan Security Ties: From Cold War to Beyond Containment. Praeger.
Shambaugh, D. (2005).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 Congress. (1979).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Young, O. R. (1997). Creating Regimes: Arctic Accords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