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永信事件與佛教作為政治工具的制度性分析
一、導論
2025年7月，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大陸佛教協會撤銷戒牒，並由相關部門展開調查。此事件在社會各界引發熱議，不僅因其主角為少林寺方丈，更因事件折射出當代中國宗教與政治的複雜關係。從表面上看，該事件涉及個人行為和道德問題，但深入分析則揭示出在威權體制下，宗教組織及其領袖的政治地位及其被制度化的脈絡。
政治學中，威權政體常將宗教視為統治的工具，以增強政權合法性與社會穩定（Heurlin, 2016; Geddes, Wright & Frantz, 2018）。宗教的自主空間受限，必須在政權制定的框架內運作。釋永信事件，正是「授權式合法性」（delegated legitimacy）在現實中的體現：宗教領袖權力由政治授予，且隨時可能被收回。
本文旨在從政治理論角度切入，分析釋永信事件所折射的佛教制度依附與工具化現象，探討漢傳佛教在大陸政權治理中的文化治理角色。透過歷史與當代案例，結合威權主義治理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解析宗教如何成為政治合法性的象徵資本，以及該制度下宗教自主性的困境。
二、歷史脈絡：從護國佛教到忠義神祇的政治符碼
佛教於東漢時期傳入中原後，面臨與儒家主導的政治文化的調適。為求生存與發展，佛教採取本土化策略，將教義和實踐納入國家治理的文化邏輯中，成為「護國護法」的精神力量（Ch’en, 1964）。這種策略不僅提升佛教的社會地位，也使其與國家權力形成互惠共生關係。
歷史上關羽的神格化，是佛教與國家認同結合的典型案例。關羽原為三國時期忠義的歷史人物，後在宋元時代被佛教吸納為伽藍神，象徵對佛法與國家的雙重忠誠（Faure, 1991）。這種宗教符號的再造，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神學，透過信仰實踐加強政治忠誠與文化統合。
阿圖塞（Althusser, 1971）提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概念，指出國家藉由教育、宗教等機構將權力轉化為文化認同和服從。佛教作為其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負責鞏固國家統治的價值觀，尤其在歷代中國政治體制中，對忠孝、秩序與和諧的倡導，成為政權維穩的文化支柱。
總體而言，漢傳佛教的發展與國家政治有著深刻連結，從文化治理視角看，是政教共構的制度安排。這為當代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提供歷史脈絡背景，也說明了佛教在大陸的合法性基礎並非純粹宗教性，而是政治性的文化符號。
三、佛教的制度依附與威權治理架構
進入現代大陸，佛教乃至所有宗教均置於國家嚴密監管之下。《宗教事務條例》等法律規範了宗教的組織與活動，要求宗教必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保持一致，並接受黨的領導（Zürcher, 2007）。這種管理體系展現典型的威權治理模式，其核心為「監控—利用」雙軌策略（Heurlin, 2016），意圖在控制宗教勢力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社會穩定與文化合法性功能。
釋永信及其所領導的少林寺，是此體系的縮影。改革開放以來，少林寺積極推動武僧表演、旅遊開發與海外文化傳播，將傳統宗教場所轉化為文化產業（Brødsgaard, 2012）。釋永信本人被視為宗教企業家，藉由市場機制與政權支持，將佛教符號資本商品化，為政權提供文化軟實力（Grzymala-Busse, 2015）。
然而，少林寺及其方丈所享有的權力與資源，皆由政治授權而來，是典型的「依附合法性」狀態（delegated legitimacy）。這種合法性是條件性的，一旦方丈行為與政治期待出現偏離，或形成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社會影響力，政權即有動機調整甚至剝奪其權力。
由此可見，佛教在大陸不僅是信仰體系，更是政權的「象徵性資本」（Bourdieu, 1991），用以強化政治正當性與國際形象。政權授權其文化與社會功能，但在政治安全考量下，必須保持對其控制。
四、釋永信事件的政治意涵與威權政體的調控邏輯
釋永信於2015年即遭到多次舉報，但當時並未引發重大處置，十年後事件突然加劇，呈現出典型的威權政體中「非體制內精英」風險管控（Geddes et al., 2018）。其權力地位變化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體現了威權政府對潛在挑戰的敏感反應。
在威權體制中，政治權力的穩固需防範任何可能威脅政權安全的組織或領袖。當宗教領袖如釋永信因影響力過大而可能獨立於政權之外，威權體制便會動用行政與法律手段加以調整，確保政治控制的絕對性（Wintrobe, 1998）。
此事件也與大陸其他類似的「政治清算」案例相呼應，顯示政權在面對非制度化權力時的高風險防禦機制。釋永信並非因個人道德問題被處分，而是因為其組織及社會資本的政治風險超過了其工具性價值。
因此，釋永信事件呈現了威權國家宗教政策的矛盾：宗教作為文化治理工具，必須服從政治意志，但其潛在自主性和組織力量卻可能成為體制威脅，這種「依附—剝奪」的動態反映了制度化宗教的深層困境。
五、結論：制度化宗教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釋永信事件展示了大陸漢傳佛教作為威權政治體系中文化治理工具的角色，彰顯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治授權與服從之上。這種制度安排雖有助於政權穩定和文化統合，但同時限制了宗教的自主性及批判能力。
從政治理論角度看，威權政體中宗教的合法性是「功能性」而非「自主性」的。宗教若無法在制度框架內服從，便面臨被剝奪資源與權力的風險。這種情況對宗教的靈性本質及其公共理性角色形成挑戰。
未來若能在保障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拓展宗教的自治空間，促使宗教在社會倫理、文化多元性及公共議題中發揮更積極作用，將有助於促進大陸社會的和諧與多元發展。
總而言之，釋永信事件是中國威權體制與宗教關係的縮影，揭示了制度化宗教的雙重困境：既是權力的工具，也是權力的約束對象。理解這一動態，有助於深刻認識當代中國宗教政策的走向與政治邏輯。
參考文獻
- Althusser, L.(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收錄於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ødsgaard, K. E. (2012).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Routledge.
- Ch’en, K. (1964).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ure, B. (1991). 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ddes, B., Wright, J., & Frantz, E. (2018). How dictatorships work: Authoritarian rulers and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zymala-Busse, A. (2015). Nations under God: How churches use moral authority to influence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urlin, C. (2016).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Land, protests, and policy ma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ntrobe, R.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ürcher, E. (2007).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Brill.
- 李天命（2010）。〈當代佛教的信仰危機〉，《信仰與社會》雙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