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傳統地位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源自《佛說無量壽經》(又稱《大經》),是淨土宗思想體系中最為核心與根本的法義依據,其重要性等同於《阿彌陀經》的信、願、行三資糧,以及《觀無量壽經》的觀想與懺悔修法,三經合稱「淨土三經」(Shi, 2017)。其中,《無量壽經》中佛陀述及法藏比丘發下四十八大願,是整部經典的核心與靈魂,這些大願不僅描繪出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清淨,也彰顯出阿彌陀佛對於十方眾生不捨不棄的悲心誓願(Huang, 2016)。

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四十八願的傳統地位可謂自古確立而不曾動搖。東漢時支婁迦讖所譯的《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是現存最早的《無量壽經》譯本之一,內容已包含法藏比丘的誓願;而後康僧鎧與 竺法護 等多位譯師,亦將其內容傳譯為不同譯本,儘管文字略異,但皆完整呈現四十八願的願文體系(Xu, 2008)。直至唐代善導大師集淨土思想之大成,其所有著作——如《觀經疏》、《法事讚》、《往生禮讚》等——皆以四十八願為理論基礎,視其為「萬修萬人去」之保障,代表佛果的成就並非自利,而是由本願力普攝眾生(Shi, 2017)。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佛教典籍、註疏、甚至禪宗祖師的語錄中,也不乏對四十八願的引用與稱頌。例如唐代慧遠《淨土論》援引其願力作為往生依憑;宋代永明延壽在《萬善同歸集》中更以此為發願修行之根本;明末清初蓮池大師、蕅益大師與憨山大師等亦一再強調四十八願是「不可思議之真實願海」,體現大乘佛法以慈悲為本的究竟精神(Huang, 2016)。

從佛教哲學來看,四十八願不只是描述一個超越現實的淨土國度,更代表著法藏菩薩修行歷程的圓滿與大乘悲願的實踐(Chen, 2012)。其所揭示的不僅是「佛果因地」的自利利他精神,更體現佛教中「他力與自力融合」的實踐模式。法藏比丘在四十八願中所立之誓,具有強烈的契約性與倫理性,不僅要求自身成佛,更承諾救度一切有情,這正是大乘佛教「利他即自利」之精神的具體體現(Chen, 2012)。

反觀所謂「二十四願」或「三十六願」等版本,皆未見於漢傳佛教歷代正統譯經目錄或律藏註釋之中,亦未被歷代高僧所引用或弘揚(Zhou, 2014)。這顯示從經藏傳承與宗派形成的角度來看,四十八願版本才是正統且唯一經過歷史考驗與公認的佛經本體(Xu, 2008)。此經典版本之所以歷千年不衰,正因其具有經得起教理檢證與修行實踐雙重檢驗的經典價值(Shi, 2017)。

總結來說,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不僅是淨土宗的立教之本,也是整體大乘佛法中悲願精神的具體展現。四十八願的內涵,既具實踐指導功能,又涵攝深厚的哲學與信仰意義,其歷代被尊為不可或缺的正信依據。尊重其傳統地位,不僅是尊重佛教經典的歷史傳承,更是守護佛教核心價值與信仰純正性的關鍵所在(Shi, 2017Chen, 2012)。

 

二、現代教界「二十四願」版本的問題

近代佛教界出現所謂「二十四願無量壽經」的版本,主要為會集經典的產物。其最早的成形,多與清末民初淨宗復興運動有關,部分出家人與居士出於弘法方便的考量,嘗試將《無量壽經》不同譯本進行剪裁、編排與簡化(Shi, 2004)。當代台灣、日本與部分漢人佛教區域的弘法團體,則進一步將這類經文定名為《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簡稱「二十四願經」,並積極用於講經、印送、流通,甚至當作主要誦讀經典之一。

此類經典版本因文字簡短、文法通順、結構明晰,對於初學者而言較易閱讀與理解,尤其在強調「信願持名」的弘法語境中,其方便性更受到某些講經法師的推崇(Shi, 2004)。由於其內容經過現代語言的調整與重組,便於通俗詮釋與修持應用,因此在信眾之間迅速流傳,甚至逐漸取代傳統四十八願版本在某些道場中的地位(Huang, 2016)。

然而,從佛教經典學與文本批判的角度來看,這種會集本並不具備傳統譯經的正統性。其文本往往以後人主觀之意志重新取捨原始譯本,將多個不同年代、不同譯者所譯的經文剪裁拼合,且刪除了原《無量壽經》中關鍵性的願文與義理,如第十八願中關於「十念必生」的條件與細節便常被簡化處理(Zhou, 2014)。

此舉固然出於弘法考量,卻在學術與教義層面引發嚴重疑慮。若不加辨識而流通此類「拼貼式」經文,不僅可能使修行者對阿彌陀佛的本願產生錯誤認識,更容易削弱淨土宗「願、行、果」三段階次的教義完整性(Chen, 2012)。特別是在信願之建立上,若不建立於佛陀所證得之正覺根本願力上,而是僅以文字淺白之「大願」敘述為依據,則恐流於形式修行,喪失大乘悲願與菩提心的深層導向(Chen, 2012)。

因此,當代佛教學界與弘法者,應以清明學術態度審視經典之正統傳承,對於此類文本的流通與詮釋,應有足夠的辨識與批判能力,方能維持佛教義理與經典傳承的純正性,並避免因便宜行事而誤導後學(Zhou, 2014)。

 

三、印光大師對經典拼湊與改動的警示

印光大師(1861–1940)作為近代中國淨土宗的中興祖師,不僅在弘揚念佛法門上有卓越貢獻,更於經典護持與信仰純正方面立場堅定(Tang, 2007)。他在多篇《文鈔》中強調,佛教經典為「如來真實語」,具有不容更動之神聖性,任何擅改經文、任意拼湊者,若未具戒、定、慧三學與深厚教理基礎,易墮入錯誤,甚至誤導眾生,成為「法盲弘法」的典型(Tang, 2007; Wong, 2010)。

在《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五》中,印光大師明言:

「佛經乃如來出世之正法依據,非具大智慧大悲心者,不得妄加刪補。若以凡夫知見而任意改易,則非佛經,乃魔說矣。如此行為,不惟自墮惡趣,且誤導後人,壞亂正法,罪無可赦。」(Tang, 2007, p. 314

此語重心長,指出即使動機良善,未經教界認證與經典校勘,任意編寫「現代版經典」,即使源自佛典,亦已失其原貌與正統性。印光所指之「魔說」乃形似佛語而質非之異端,其危害可能遠勝於表面之錯誤(Wong, 2010)。

同時,印光大師在〈示學僧書〉中再次提醒:

「弘法利生者,須以經律論為依,若依個人好惡隨意改編,則亂佛制、壞正信,不可不慎。」(Tang, 2007, p. 289

他主張弘法需根植於三藏(經、律、論)之教義體系,並以歷代祖師的詮釋為依,而非依現代用語或主觀偏見。這份慎重與敬畏,正是佛教能穩定傳承的基礎(Wong, 2010)。

在當今數位媒體與網路弘法快速流行下,該警語更具時代相關性。許多團體為增加弘法效率,散布斷章拼貼、誤引、曲解經義之精簡版本,若無印光大師所倡戒慎精神,恐使佛法正法被破壞(Wong, 2010Tang, 2007)。

因此,現代佛教徒與修行者不論學者、出家人或在家信眾皆應深思印光大師之教誨,特別是在面對非正統、出處不明的經文版本時,應抱持「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的審慎態度,透過經藏比對、祖師註疏參照與歷史脈絡理解,方能真正「依法不依人」、「以經為師」,維護佛教正法世世久住(Tang, 2007)。

 

四、對古代譯本的尊重與現代質疑的反思

在當代佛教譯經與詮釋的脈絡中,部分現代譯者與弘法者出於語言簡化或方便流通的目的,時常質疑歷代漢譯經典的準確性與權威性,並聲稱「古代翻譯不夠現代化」或「有遺漏錯譯」。這種觀點多基於現代語言優勢與理性批評的框架,然而從佛教經典傳譯的嚴謹歷史來看,此類立場有失偏頗,並可能削弱佛教信仰傳承的根基(Chen, 2014Tang, 2007)。

從漢地譯經史來看,自東漢至唐宋,譯場制度極為嚴謹,包括「四譯五校」、「筆受、傳譯、證義、書寫、潤文」等層層審核機制,目的在於確保佛語之準確與不失真(Forte, 2000)。如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等譯師,不僅具梵漢雙通之語言能力,更擁有深厚佛學根底,其譯本歷經千百人參與,為後世所共尊。特別是《無量壽經》的歷代譯本,如支婁迦讖本、康僧鎧本、 菩提流支 譯本等,在內容、願文、行儀上皆一脈相承,並為淨土宗歷代祖師所承認與弘揚(Yao, 2011)。

印光大師對此曾明確表示:

「古人譯經,歷經多方勘校,不可輕易指摘有誤。若無梵本佐證,輕言譯本不周全,是懷疑佛祖之正法,實屬顛倒。」(Tang, 2007, p. 378

這段論述不僅捍衛漢譯經典的權威性,更強調若無對原始語境、譯場程序與佛教語言的深刻理解,妄加質疑將是對佛法傳承之破壞。從修行角度而言,過度強調「語言現代性」反而可能使譯文失卻原典的宗教氛圍與修行精神,落入「重字輕義」的形式主義之中(Chen, 2014)。

因此,佛教學者與信眾面對譯本多樣性時,應以謙遜態度慎思歷代傳承,並以《大藏經》所收錄之漢譯經典為基本依歸,結合祖師註疏與行門體驗,才能不偏不倚地領受經文中所蘊涵的智慧與悲願。

 

五、結論:守護佛教經典純正與學術嚴謹

綜觀上述,當代佛教界在面對不同版本之《無量壽經》與阿彌陀佛誓願時,必須深切反思經典的正統地位與歷史背景。四十八願作為淨土宗教義核心,自古以來即為大藏經與祖師大德所一致認可,不容簡化或刪減(Yao, 2011)。而「二十四願」或類似拼湊版本的出現,雖標榜便於弘法,卻存在缺乏歷史根據、斷章取義與削弱誓願整體義理之風險(Chen, 2014)。

印光大師所強調的護教精神與經典權威性,在數位時代中具有高度現實意義。當今資訊繁雜、弘法形式多變,越需堅守「依法不依人」的原則,避免因個人主觀、語言簡化或文化迎合而動搖佛法基礎(Tang, 2007)。

從學術與修行雙重角度看,正確理解與流通佛教經典,須兼顧歷史性、正統性與修行實踐,不僅是信仰的守護,也是佛教文化能長遠久住的根本保障。

 

諸位若有興趣可參考「佛說無量壽經夏氏會集---本二十四願部份之探原及檢討https://www.sanghanet.net/wanfo-website/papers/05/papers-5-4.htm

 

參考文獻

Chen, B. 陳兵(2012)。佛教與現代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Huang, Y.-X. 黃運喜(2016)。從《無量壽經》看大乘佛教的悲願思想。《佛學研究》,27121–140
Shi, H.-J. 釋慧淨(2017)。淨土宗經教與修持導讀。高雄:淨宗學會出版部。
Xu, Y.-Z. 許洋主(2008)。譯場制度與唐代譯經實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Zhou, F.-H. 周法海(2014)。漢譯佛典的正統性與翻譯倫理。《佛教文化學刊》,12(3)45–68

Tang, Y.-M. 唐遠明(2007)。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五)。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Wong, S.-H. 黃思慧(2010)。〈淨土教義中的經典權威與護持立場〉。《宗教思想學刊》,1575–98

Chen, L.-F. 陳麗芳(2014)。〈漢譯佛典的文本多樣性與詮釋責任〉。《佛學研究集刊》,22101–123

Forte, A. (2000).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International Buddhist Exchange in the Han Dynasty.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Wong, S.-H. 黃思慧(2010)。〈淨土教義中的經典權威與護持立場〉。《宗教思想學刊》,1575–98

Yao, K.-C. 姚開宗(2011)。《淨土宗經典思想之源流與流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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