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傳佛教不等於西藏：地理分布與誤解釐清
提到藏傳佛教與活佛，許多人第一印象會聯想到西藏。然而實際上，藏傳佛教的傳播早已超越西藏地區，影響範圍涵蓋整個藏區與蒙古高原（Kollmar-Paulenz, 2008）。傳統上，藏傳佛教的四大活佛分掌不同區域：達賴喇嘛駐於前藏（拉薩一帶），班禪喇嘛統攝後藏（日喀則地區），哲布尊丹巴活佛坐鎮外蒙古，而章嘉活佛則主掌內蒙古與金川地區（Sperling, 2004）。。這種區域性分布反映了歷代政權為了制衡宗教與地方勢力而進行的戰略安排，形成了四大活佛共治藏傳佛教世界的權力結構。
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這種地理性的分權體系展現出明確的「去集中化治理」策略（Goldstein, 1991），類似於多元統治結構中「分封制」的現代演化形式。各大活佛擁有宗教與文化上的正當性資本，在其地區享有實質上的統治地位，形成準國家型的宗教政治權力單位，並構成中央政權與地方社群之間權力互動的橋樑。
今日的藏傳佛教雖以西藏為核心聖地，但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政教體制的佈局已遠遠超出藏地本身。例如章嘉活佛長期駐錫北京雍和宮，顯示藏傳佛教與中原政權互動密切，並非單一地方信仰現象。此外，哲布尊丹巴活佛制度雖源於藏區，卻成為外蒙古的宗教核心。這些事實說明，藏傳佛教的格局從來就不侷限於西藏，而是一個橫跨多民族、多地區的廣泛系統。
二、佛教的傳播與藏傳佛教的形成
佛教自公元前一世紀自西域（今新疆）西域傳入中國（趙, 2006），隨後發展出漢傳佛教體系，並向東亞各國如朝鮮、日本與越南擴展，通稱北傳佛教，屬於大乘佛教系統。而佛教自印度南傳斯里蘭卡，再擴散至東南亞與中國雲南，則為南傳佛教，以上座部佛教為主。
藏傳佛教的出現相對較晚，約始於7世紀吐蕃王朝松贊干布迎娶大唐文成公主與尼泊爾赤尊公主（Tucci, 1980），兩位公主分別帶來漢地與印度佛教。佛教自此進入藏區，並歷經前弘期（7–9世紀）與後弘期（10世紀以後）的發展與融合，形成今日的藏傳佛教體系（Snellgrove, 1987）。藏傳佛教融合了密教、瑜伽行派及原始佛教經義，並建立了以師徒相承的傳法體制。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觀之，佛教的傳入不僅是宗教文化的輸入過程，更是國家統治與文化整合策略的一環。佛教在藏地的植入強化了王權的合法性，形成「神權加冕政權」的政治正當性邏輯（Kapstein, 2006）。這樣的政教結盟模式，是統治者尋求統一多族群社會的重要工具，亦影響後世政教制度的設計。
隨著元朝將西藏納入帝國版圖，藏傳佛教成為官方推崇的宗教體系，並廣泛傳入蒙古地區。蒙古王公貴族紛紛皈依藏傳佛教，使其成為北方草原的主流信仰。到了清代，中央朝廷為穩固邊疆治理，更透過冊封與分派活佛制度，將藏傳佛教作為治邊政策的重要工具。
三、活佛制度的由來與蒙古名稱
「活佛」一詞為漢譯，對應藏文「sprul sku」，意為「化身」，蒙古語尊稱為「呼圖克圖」（Khutughtu）。這種制度源於藏傳佛教對菩薩再來（轉世）的信仰，認為具大修行力者死後能選擇轉世再來，以繼續弘法利益眾生。
自13世紀噶瑪巴教派創立第一個活佛轉世制度後，轉世制度逐漸制度化，特別是在元、明、清三代，成為藏傳佛教延續權威的關鍵機制（Cuevas, 2003）。歷代藏傳佛教活佛多達上千人，影響力從地方寺廟到整個宗教體系不等，其中地位最崇高者即為四大活佛。
清代進一步制度化活佛轉世，建立「金瓶掣籤」制度，即由中央政權控制轉世靈童的認定程序，透過抽籤確認靈童，以防止地方貴族與僧團操控選拔（Petech, 1972）。這制度不僅體現中央對宗教權威的掌控，也鞏固了邊疆政治穩定。
從制度政治學的觀點來看，活佛轉世制度的「制度化與國家化」本質上是一種政教管控的機制。中央政權透過程序設定與制度控制（如金瓶掣籤），將原本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儀式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達到宗教合法性為政權服務的目的。
四、達賴喇嘛體系的興起與爭議
達賴喇嘛所屬的格魯派創立於14世紀末（Thurman, 1997），其創立者宗喀巴強調僧團戒律與密教修持並重。此派雖起步晚，卻因教義嚴謹與僧制完備，迅速發展壯大。
清初，五世達賴受順治帝冊封並入京朝覲，確認了中央政府對其宗教地位的肯定（Shakya, 1999）。格魯派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權，並由達賴世系掌握實權。清廷一方面承認其地位，一方面又設置班禪喇嘛於後藏、設立哲布尊丹巴與章嘉活佛於蒙古與京師，藉此分權制衡，避免達賴系統坐大。
這顯示出一種「威權下的政教權力分立」機制，即中央政權刻意透過「多點授權」防止單一教派或宗教人物壟斷邊疆地區的精神與政治領導權。這種策略類似於現代國家的「權力制衡」設計，以避免政教合流成為割據根源。
然而，達賴體系並非歷代皆穩定。六世達賴倉央嘉措雖才華橫溢，卻不願受政治束縛，其風流情史與詩作為後人傳誦，最終因捲入權力鬥爭被廢黜並神秘逝世。
現任十四世達賴於1959年西藏平叛後流亡印度，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並於198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其後多次失言與不當舉止，如發表女性達賴需「吸引人」的言論、與孩童互動爭議事件，導致聲譽重挫，西方媒體對其神格化形象亦開始反思與質疑（Gyatso, 2011）。。
五、班禪喇嘛制度的發展與特殊地位
班禪喇嘛原本是達賴系統中的重要宗教導師，後來被清廷獨立冊封為與達賴分庭抗禮的政治宗教領袖。康熙年間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意即「班禪寶貝」，並賦予統治後藏的地區權力。
後藏地區雖幅員廣大，但因海拔極高，人口稀疏，相較於潛藏的政治經濟重心地位略遜一籌。從資源政治學觀點而言，班禪的制度設計更類似於「結構性補償機制」，藉由強化對後藏的宗教支配，補足地理與人口上的劣勢，維繫政教穩定（Richardson, 1984）。
十世班禪在新中國成立後選擇留在大陸，主動配合中央推動藏區改革，並於文革後重新被重用。他也是唯一一位公開娶妻生子的班禪喇嘛，其世俗化的選擇，體現出在現代國家體制下，宗教領袖角色與身份的彈性與調適性（Smith, 2001）。
六、哲布尊丹巴活佛與外蒙古的獨立政治
哲布尊丹巴原為藏地高僧，後由清廷冊封為蒙古地區的宗教領袖，設置於喀爾喀蒙古。乾隆時期規定其轉世靈童必須從西藏遴選，並由北京金瓶掣籤決定，以防蒙古王公干預轉世制度（Heissig, 1980）。
從治理理論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制度外部化」治理策略：中央政權透過他者選擇與遠程認證，來阻斷地方權貴對宗教資源的壟斷可能。
1921年外蒙古在蘇聯支持下獨立，1924年後正式取消活佛轉世制度，哲布尊丹巴系統一度中斷。直到1990年代，達賴喇嘛在印度重啟哲布尊丹巴轉世認定，並於蒙古恢復宗教活動（Bawden, 1989）。
此舉顯示宗教轉世制度在國族政治重構中，仍可作為象徵與認同建構工具，尤其在國際政治介入下，藏傳佛教系統亦成為跨國身份政治的實踐場域。
七、章嘉活佛與清廷宮廷佛教的關係
章嘉活佛長期駐錫北京雍和宮，為歷代帝王的密宗導師，地位尊崇。他所代表的是一種宮廷化的藏傳佛教體系，與蒙古與西藏地方的宗教政治有所區隔。
從權力依附理論出發，章嘉活佛屬於中央直屬的宗教代理人（Naquin & Yu, 1996），其權威來自於皇帝授權而非地方認同。這種模式有效減少了中央對地方宗教領袖的依賴性，並透過北京作為宗教與行政交匯的場域，加強政教合一的治理能力。
1949年後，第七世章嘉活佛隨國民政府遷台，並於台灣圓寂，留下不再轉世的遺囑。其系統至此中斷，顯示活佛制度仍須依附特定的國家政權與文化條件，方能延續。
八、政教互動下的未來展望與挑戰
藏傳佛教四大活佛體系不僅是宗教現象，更深深嵌入中國歷史上的邊疆治理、民族政策與宗教政治之中。從政治學角度觀察，這一制度展現了「政教制衡」、「制度治理」、「合法性建構」等多重面向（Makley, 2007），為理解中國多民族統治與政教互動提供了關鍵視角。
然而，面對當代社會世俗化與宗教全球化的趨勢，藏傳佛教活佛制度亦遭遇認同轉變、權力合法性挑戰與國際輿論壓力。如何在維持宗教傳統與現代國家治理之間找到平衡，將是未來制度演變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Bawden, C. R. (1989).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Kegan Paul.
Cuevas, B. J. (2003).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stein, M. C. (1991).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yatso, T. (2011). Beyond Religion: Ethics for a Whole World.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Heissig, W. (1980). The Religions of Mongol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pstein, M. T. (2006). The Tibetans. Blackwell Publishing.
Kollmar-Paulenz, K. (2008). The Mongolian Transform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ultural Interactions (pp. 115–134).
Makley, C. (2007). The Violence of Liberation: Gender and Tibetan Buddhist Revival in Post-Mao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quin, S., & Yu, C. (1996).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tech, L. (1972).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Brill.
Richardson, H. E. (1984). Tibet and its History. Shambhala.
Shakya, T.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enguin.
Smith, W. (2001).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Snellgrove, D. (1987).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Shambhala.
Sperling, E. (2004).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East-West Center.
Thurman, R. A. F. (1997). Essential Tibetan Buddhism. HarperOne.
Tucci, G. (1980). The Religions of Tib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趙守洵（2006）。《佛教東傳中國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