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罷免案與民粹主義之關聯研究
摘要
台灣罷免制度作為公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工具，其運作過程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個案研究，探討台灣罷免案中民粹主義的特徵、作用及其對制度運作的影響。研究發現，民粹主義在選舉與罷免案中互相增強，透過動員選民的深層願望與恐懼，影響公民對政治菁英的課責行動。韓國瑜罷免案與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案顯示，民粹傾向可能導致制度被操作或濫用，增加政治失衡與社會分化的風險。本文最後提出建議，強調在直接民主制度中兼顧公民自主性與理性決策的重要性。
關鍵字：台灣、罷免制度、民粹主義、直接民主、韓國瑜案
一、引言
直接民主制度是現代民主社會中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機制之一。罷免制度允許公民對不適任的政治人物進行課責，理論上強化政府問責與政治透明性（田弘華，2023）。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17條，人民具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然而，隨著台灣政治環境變遷，罷免案逐漸呈現政黨對決的特徵，並受到民粹主義影響。
民粹主義被視為一種政治動員策略，其核心在於構建「人民」與「菁英」的對立，並將政治合法性建立於民眾情緒與集體心理之上（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7）。本文旨在分析台灣罷免案中民粹主義的運作模式，探討其對選民行為及制度運作的影響，並提供政策與學術上的啟示。
二、理論背景
2.1 民粹主義理論
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心態與行動策略，強調政治過程中「人民」與「菁英」之間的對立關係。其核心特徵可概括如下（Laclau, 2005；Mudde, 2004）：
- 批判菁英及現存制度
民粹主義者通常指稱現行政治菁英及制度存在腐敗、不道德或違背人民利益之處。透過對菁英的批判，民粹政治行動不僅獲得道德正當性，也能動員民眾的政治參與。這種策略通常將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將政治責任集中於個別菁英，形成選民對政治不滿的出口。 - 反多元主義
民粹主義者常主張只有其自身代表「真正的人民」，將其他政黨、政治團體或反對聲音視為偏狹、虛假或破壞國家利益的力量。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框架，強化了民眾的群體認同，但也可能削弱社會對多元政治討論的容忍度。 - 界定人民邊界
民粹主義透過道德化判斷劃定「真正的人民」與「人民敵人」，形成高度排他性的政治認同（de la Torre, 2018）。這種界定不僅加強群體內部凝聚力，也可能擴大社會分化，使政治對立呈現二元化現象，進而影響社會信任及政策協商的可能性。
歷史案例中，毛澤東提出的「有飯大家吃」口號，即是一種典型民粹策略。該策略透過滿足民生需求以達成政治動員，彰顯民粹主義在政治與社會心理操作上的深層作用（Shambaugh, 2016）。從理論角度來看，民粹主義不僅是政治策略，也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它依賴群體認同、情緒動員及對菁英的批判來推動政治參與。
2.2 台灣罷免制度與民粹現象
台灣的罷免制度設計初衷是保障公民課責權，使公民能對不適任政治人物進行問責。然而，實務運作中經常呈現民粹化特徵。文獻指出（胡正光 & 江素慧, 2020；廖崇翰, 2022）：
- 韓國瑜案例
韓國瑜在初期政治生涯中並無明顯民粹傾向，但其支持者「韓粉」展現出對其個人崇拜及排他性特徵，具有典型民粹化特性。隨著其勝選後的政治行動，其言論及政策主張逐漸顯示民粹化傾向，並影響罷免運動的動員與策略。 - 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案
研究顯示，罷免期間選民的民粹傾向受年齡、學歷影響；而補選期間則受到政黨認同、國族認同、學歷及職業等因素影響（廖崇翰, 2022）。此案例揭示了民粹主義在選民心理中具有深層影響，且可能導致情緒化投票行為，使罷免過程不再僅基於理性評估，而是受到群體認同與情緒因素牽動。 - 制度操作與風險
降低罷免門檻後，罷免案件數量顯著增加。理論上，罷免應由公民自主發起，但實務上容易被政黨或特定團體操作（田弘華, 2023）。這使得民主程序與民粹操作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也增加政治決策失衡與社會分化的風險。
綜合上述，台灣罷免制度雖提供了公民課責機制，但在民粹主義影響下，制度可能偏離原始設計意圖，反而成為情緒化、群體動員與政治操作的舞台。
2.3 國際比較
民粹主義對直接民主的影響並非台灣特有現象。在其他民主國家，民粹策略同樣會影響公民決策。例如：
- 瑞士
瑞士的公投制度中，雖然制度設計具有高度公民參與保障，但民粹性議題仍會影響投票結果。特定議題如移民政策或國家經濟措施，往往被情緒化語言操作，引導選民依情緒而非政策分析投票。 - 美國部分州的公投制度
在美國部分州，透過公投決策的議題經常受到民粹言論與群體心理影響。例如，涉及教育、槍械或醫療政策的投票中，民粹化動員往往放大選民的情緒反應，導致決策偏離理性分析（Smith, 2012）。
這些案例顯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直接民主制度中普遍存在，且容易被放大。台灣的罷免制度案例，正是這種全球性現象的本土化呈現，反映了民粹動能如何在公民課責制度中發揮作用。
三、理論框架
本文以 民粹主義理論 與 直接民主理論 為分析基礎（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7; Setälä, 2006），透過理論架構探討台灣罷免案中民粹動能如何與制度互動。
3.1 民粹主義理論
民粹主義理論指出，政治過程中民眾情緒、群體認同與對菁英的不信任是驅動政治行為的核心因素（Laclau, 2005; Mudde, 2004）。在此框架下，民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策略，更是一種心理與社會現象，能透過下列方式影響選民行為：
- 情緒動員：民粹政治策略通常利用選民對政策或菁英的不滿情緒，將複雜政治議題簡化為情感符號，使選民以情緒而非理性判斷作出政治選擇。
- 群體認同：民粹主義透過界定「人民」與「菁英」的二元對立，形成高度排他性的群體認同，進而影響選民對特定政策或候選人的支持。
- 菁英批判：對政治菁英及現行制度的批判，不僅增強群體凝聚力，也為情緒化投票行為提供正當性，使選民更易接受直接民主操作如罷免。
透過民粹主義理論，本文可分析台灣罷免案中情緒化投票、社群動員與支持者群體心理對罷免結果的影響。
3.2 直接民主理論
直接民主理論則強調，公民參與政治的權利與課責機制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Setälä, 2006）。罷免制度作為直接民主的實踐形式，提供了公民對政治人物進行問責的正式管道。然而，理論亦指出，直接民主制度存在以下風險：
- 理性缺口：公民可能因資訊不足、媒體偏差或情緒動員而偏離理性決策。
- 制度設計缺陷：若罷免門檻過低或程序缺乏審核機制，可能被少數群體或政黨操作，偏離制度原意。
3.3 理論假設
綜合上述理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 民粹主義透過情緒動員、群體認同與對菁英的批判，影響選民對政治事件的態度與行動。
- 直接民主制度提供了公民課責政治人物的渠道，但選民理性與制度設計的缺口可能被民粹化現象利用。
此理論框架有助於分析台灣罷免案中，民粹動能如何與制度互動，並對政治決策、政策連續性及社會穩定產生影響。
四、研究方法
為了驗證上述理論假設，本文採 文獻分析法 與 個案研究法 結合的方式，確保研究結果具有理論與實證基礎。
4.1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透過系統整理學術論文、期刊文章與專書，了解民粹主義與罷免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實務運作。本文主要參考文獻包括胡正光與江素慧（2020）、廖崇翰（2022）、田弘華（2023）等研究，涵蓋台灣罷免案歷史背景、選民心理特徵及民粹現象分析。此外，國際文獻（如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7; Smith, 2012）提供了比較視角，有助於理解民粹在直接民主制度中的跨國共性與差異。
4.2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旨在深入分析特定事件的運作機制與影響因素。本文選取 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案 與 韓國瑜個案 為研究核心，理由如下：
- 案件具有代表性：韓國瑜罷免案是台灣直接民主史上高度民粹化的案例，能充分反映民粹主義對罷免制度的影響。
- 資料完整性高：包括選舉與罷免統計資料、媒體報導、社群媒體互動與歷史案例，便於進行多角度分析。
- 便於跨文獻比對：透過個案研究與文獻資料的交互比對，可提高研究結果的可靠性與學術說服力。
4.3 資料分析程序
研究過程包括以下步驟：
- 系統收集與整理學術論文、統計資料與媒體報導。
- 對韓國瑜個案與高雄市長罷免案的政治動員、社群媒體互動及選民投票行為進行質性分析。
- 將個案結果與國內外文獻進行對照，驗證民粹理論與直接民主理論在台灣罷免案中的適用性。
- 綜合分析後提出政策建議與制度設計啟示。
透過上述方法，本文不僅能呈現台灣罷免案的民粹現象，也能探討民粹動能與制度互動的深層機制，為理論與政策提供實證支撐。
五、分析與討論
5.1選舉操作與民粹互動
台灣罷免案呈現出選舉策略操作與選民民粹傾向之間的互動共構現象。在直接民主制度中，政治人物不僅需面對選民的理性評估，也常透過情緒化手段影響選民行為。民粹主義理論指出，政治人物可以透過個人魅力、情緒化語言及社群動員，塑造選民對特定議題的情感反應，進而影響選舉及罷免行動（Mudde & Rovira Kaltwasser, 2017）。例如，韓國瑜在高雄市長選舉及後續罷免過程中，雖然其初期政治言論相對理性，但其支持者「韓粉」透過社群媒體大量轉發情緒化訊息，形成強烈個人崇拜現象（胡正光 & 江素慧, 2020）。這種現象顯示，民粹主義不僅存在於政治人物層面，也深植於支持者群體，形成上下互動、彼此增強的動態結構。
在罷免案中，民粹化操作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選民：首先，將複雜政策問題簡化為情緒符號或敵我對立，選民以情感而非理性分析作為投票依據；其次，透過社群網絡擴散訊息，使特定事件或言論被放大，引發群體共鳴與情緒連鎖反應；第三，政治人物或支持團體利用媒體議程設定，強化「人民對抗菁英」的情境，塑造罷免正當性。這種互動現象在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案中尤其明顯，罷免倡議者和支持者將韓國瑜的個人特質、政策表現與選民情緒緊密連結，形成高度民粹化的政治動能（廖崇翰, 2022）。結果，罷免案的發起與投票不僅受到政策績效評估影響，也深受群體心理與情緒化動員左右。
5.2深層願望與恐懼的政治化
民粹主義策略通常訴諸選民的深層願望與恐懼，並將這些心理因素政治化（Laclau, 2005）。在台灣罷免案例中，民眾對政治人物能力、誠信及政策成效的不滿，往往被轉化為情緒化投票行為。例如，高雄市民對韓國瑜施政的不滿，部分源於對地方政策落實效果的恐懼及焦慮，而部分則受到媒體及社群輿論引導，將個人情感與政治行動緊密結合（廖崇翰, 2022）。這種情緒化投票行為容易掩蓋理性分析，使罷免行動偏離制度設計初衷，即公民基於政策績效或政治責任進行課責。民粹化情緒的政治化，使罷免案更像是一種情緒性集體行動，而非完全理性決策。
此外，民粹動員亦可能擴大社會分化。透過將「真正的人民」與「菁英或反對者」界定為對立群體，民粹策略不僅激發選民的正向情緒，也加強對立情緒，使社會討論更具排他性與二元化（de la Torre, 2018）。罷免案中，這種群體心理效應可解釋為何支持與反對票呈現高度對立，並且情緒動力往往比理性分析更能左右投票結果。
5.3民粹導致的制度質變風險
當民眾期望與政治人物行動差距過大時，民粹動能可能導致制度質變。例如韓國瑜罷免案中，民粹動能不僅加速政治操作，也促使制度偏離設計初衷。直接民主制度若缺乏理性引導，容易成為民粹政治的施力點，形成政治決策失衡與社會分化（Setälä, 2006）。從制度層面觀察，罷免門檻過低或程序設計缺乏保障機制，會增加民粹操作的可能性，使罷免制度更易被情緒化選民動員或政黨策略所操控。
民粹動能對政治穩定與社會信任亦有潛在威脅。一旦罷免行動過度依賴情緒動員，而非制度化理性程序，政治人物施政可能受到短期民粹壓力影響，導致政策不連續或行政決策受挫。同時，社會對制度正當性信任下降，民粹化罷免可能形成連鎖效應，使後續政治事件易陷入情緒化操作循環。
5.4政策與制度建議
- 替代課責機制
建議加強公民問責平台、監督制度及政策透明化，使公民課責行動不僅依賴罷免。可設置公開施政評估與問責平台，提供選民更多理性判斷資訊，以降低單純情緒動員的影響（Field & Schaffer, 2020）。 - 教育與資訊透明
強化公民教育及媒體素養，提升選民對政治資訊的理解能力與理性判斷能力。透過教育提升公民理性思考，並提供透明資訊，使選民在面對罷免決策時，能平衡情緒與理性，降低民粹操作的效果。 - 制度設計優化
在罷免程序設計上，可考慮提升門檻、設定審核機制，或增加延遲效期，使罷免行動更符合制度初衷，同時保護民主穩定性。制度優化應兼顧公民參與權利與政治穩定性，避免過度依賴民粹化動員而影響政策連續性。
綜合來看，台灣罷免案中民粹主義的互動效應揭示了直接民主制度的兩面性：一方面可強化公民參與與課責機制；另一方面，若缺乏理性引導與制度保障，民粹化操作可能導致政治失衡與社會分化。因此，政策設計應兼顧公民自主性、理性決策與制度穩定性，確保罷免制度發揮正面功能而非被濫用。
結論
台灣罷免制度作為直接民主的重要象徵，其設計初衷在於保障公民對政治人物的課責權利。然而，本文研究發現，民粹主義的運作可能對制度產生深遠影響，導致其被操作或濫用。透過文獻分析與個案研究，本研究確認以下主要結論：
- 民粹傾向增強情緒化決策
民粹主義透過情緒動員、群體認同與對菁英的批判，強化選民的情緒化投票行為。罷免案不再單純依據政策績效或政治責任，而是受到支持者情感、社群動員及媒體影響，使制度原意偏離理性設計。 - 制度原意與社會穩定受影響
民粹化運作可能導致制度質變，降低罷免制度的理性決策功能。同時，群體間的對立與排他性增強，進而加劇社會分化與政治極化，對民主制度的穩定性構成潛在威脅。 - 政策與制度建議
為維護直接民主制度的正當性與穩定性，政策設計應兼顧以下面向：
- 公民教育與資訊透明：提升選民媒體素養與理性判斷能力，使情緒動員不至於完全左右制度運作。
- 替代課責機制：建立公民施政評估、監督平台及公開問責管道，降低單純罷免對政治穩定的衝擊。
- 制度設計優化：適度調整罷免門檻、設置程序審核及延遲效期，確保公民課責行為兼顧民主參與與政策連續性。
- 未來研究方向
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民粹主義在不同政治情境下對直接民主制度的影響機制，並進行跨國比較研究，以提供政策制定者更完整的理論與實證參考。此外，也應關注社群媒體與數位政治工具在民粹動員中的角色，分析其對選民行為與制度運作的長期影響。
綜上所述，台灣罷免制度雖為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的重要工具，但民粹主義的介入凸顯了直接民主制度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強化了公民參與與制度問責；另一方面，若缺乏理性引導與制度保障，民粹化現象可能改變制度功能並加劇社會分化。因此，未來政策設計需同時兼顧公民自主性、理性決策與制度穩定性，確保罷免制度發揮其正面功能而非被濫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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