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人類歷史與當代社會中，「愚蠢的人為何能掌權」一直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歷史上的暴君與無能統治者，例如羅馬帝國的尼祿、中國晚清的昏庸皇帝，乃至現代一些充滿爭議的政治人物，都呈現出一種弔詭：即使缺乏智慧與治理能力，他們仍能在一段時間內穩坐權力核心。這種現象挑戰了人們對「能力與地位」之間因果關係的直覺，也引發了對政治運作與人性弱點的更深入探討。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在《君王論》中，對權力運作提出了尖銳的觀察：政治並非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而是以維持權力為首要目標（馬基維利, 1998/1532）。他的觀點為理解「愚蠢者為何能掌權」提供了理論起點。另一方面，現代心理學與政治學的研究，例如「丹寧–克魯格效應」（Kruger & Dunning, 1999）與媒介文化研究（Postman, 1985），則補充了制度與群眾心理層面的解釋。
本文透過結合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心理學理論與現代制度文化，來探討愚蠢者掌權的成因，並進一步反思當代社會的應對之道。
馬基維利的現實政治觀
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核心在於「現實主義」。在《君王論》中，他指出君王的首要任務不是行善，而是維持政權的穩定。為此，領導者必須靈活運用欺騙、殘酷與表演，甚至利用愚蠢的外表來降低敵人的警覺（馬基維利, 1998/1532）。
首先，馬基維利強調「外表」的重要性。他觀察到群眾往往被表象所吸引，而非透徹理解政策或能力。例如，表現出果斷、強硬與親近人民的姿態，比實際擁有治理智慧更能贏得民心。這種「形象政治」在今日依然盛行，許多政治人物透過媒體塑造強人形象，儘管其決策能力有限，仍能獲得廣泛支持。
其次，馬基維利提醒統治者要善用「削弱下屬」的策略。愚蠢的領導者往往環繞著比自己更無能的官員，藉此避免挑戰與威脅。這種安排雖導致決策品質下降，卻能鞏固領導者的地位。歷史上的專制君王屢次重演這種模式，形成「弱者環繞強者」的結構。
最後，馬基維利指出領導者常藉「製造敵人」來凝聚群眾。無論是外部戰爭還是內部替罪羊，敵人的存在能讓人民忽略領導者的無能，轉而把情感集中在支持統治者，希特勒便是善用此來技巧的能者。這些洞察揭示了愚蠢者掌權的權術基礎。
心理學的補充：丹寧–克魯格效應與群眾心理
現代心理學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丹寧–克魯格效應指出，能力不足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甚至無法意識到自身的無知；而真正有能力的人則更謙遜，常懷疑自身是否足夠（Kruger & Dunning, 1999）。這導致在權力競爭中，前者更敢於表態、更具自信，反而更容易獲得支持。
政治與職場中的實例屢見不鮮。那些口號簡單、態度自信的候選人，往往比內容謹慎、分析縝密的專業人士更受群眾歡迎。因為大眾普遍厭倦複雜的論述，渴望「快速答案」與「確定感」。
此外，群眾心理中還存在「情緒化偏誤」。研究顯示，人們在政治判斷中，情緒往往比理性更具影響力（Marcus, Neuman, & MacKuen, 2000）。這意味著即便領導者的言論缺乏邏輯，只要能觸動恐懼、憤怒或希望(抗X保X)，仍能贏得支持。
因此，「愚蠢的自信」結合「群眾的情緒偏誤」，成為愚蠢者掌權的重要心理學機制。
制度與文化因素
愚蠢者掌權並非單純的個人特質，而是制度與文化結構共同推動的結果。
在專制體制中，制度設計本就缺乏有效監督。領導者透過挑選無能下屬來鞏固地位，削弱了治理能力，卻維持了政治穩定（林, 2010）。這使得「愚蠢者」更有機會在結構性慣性下持續掌權。
在民主體制中，雖然有選舉機制，但媒體文化對群眾判斷產生了強大影響。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 1985）在《娛樂至死》中指出，現代媒體將政治轉化為娛樂表演，形象與口號取代了政策與理性辯論。這使得擅長表演的候選人，即使缺乏治理能力，仍能脫穎而出。
近年來，社群媒體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研究表明，演算法偏好情緒化、極端化與簡單化的訊息（Tufekci, 2015）。於是，一句輕率簡單的口號可以在幾小時內影響數百萬人，而一份嚴謹的政策報告卻乏人問津。這種文化生態讓愚蠢與魯莽的言行更容易被放大，進而推動「愚蠢者」的政治崛起。
討論與結論：清醒者的責任
綜合馬基維利的權力洞察、心理學中的自信偏誤，以及制度與文化的結構性因素，可以看出，「愚蠢者掌權」並非偶然，而是人性弱點與政治制度交織的必然結果。
在社會層次，教育應重視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幫助公民辨識政治話語的真假與深淺。同時，制度設計也須強化制衡機制，例如透明的資訊流通與獨立媒體監督，以避免單一領導者操控輿論。然而，台灣目前仍明顯缺乏這類有效機制。
在個人層次，公民應學會自我反思，避免陷入「愚蠢的自信」，並保持對情緒操弄的警覺。正如馬基維利所提醒，世界並非由聖人治理，而是由能夠操縱人性的政治人物掌控。因此，唯一可行的防線在於清醒者的自覺。
最後，雖然愚蠢者掌權的現象或許難以完全根除，但我們至少能透過教育與制度設計，降低其對社會的破壞力。真正的挑戰不在於等待賢者統治，而在於如何讓群眾在荒謬與愚蠢之中，仍保持清明的判斷力。
參考文獻
林, 建隆 (2010)。專制體制下的政治穩定與人事策略。政治學報, 42(2), 77–110。
馬基維利, N. (1998/1532)。君王論（陳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Postman, N. (1985)。娛樂至死（劉建同譯）。臺北：商周出版。
Kruger, J., & Dunning, D. (1999)。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1121–1134。
Marcus, G. E., Neuman, W. R., & MacKuen, M. (2000)。Affective intelligence and political judg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fekci, Z. (2015)。Algorithmic harms beyond Facebook and Google: Emergent challenges of computational agency。Colorado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3, 203–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