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薩滿教被普遍認為是人類最早的宗教形態之一，其影響廣及歐亞大陸與北美大陸。然而，在中國學術傳統中，薩滿教長期被視為「巫覡活動」或「民俗現象」，難以進入主流文明史敘事。本文嘗試以「由」字為切入點，探討漢字系統與薩滿信仰之間的深層聯繫，並從歷史脈絡、教義結構與比較視野三方面，揭示華夏薩滿教如何構成早期中國文明的精神基礎。研究指出，薩滿教不僅在文字、宇宙觀與祭祀制度中留下痕跡，更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儒、道思想與民間信仰體系。
關鍵詞：薩滿教、由字、華夏文明、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時間觀
一、導論
薩滿教（Shamanism）常被定義為一種以巫覡為核心、強調與自然及靈界溝通的宗教形式。根據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51）的經典研究，薩滿教在全球多數原始民族中皆有出現，顯示其可能為人類共同的宗教起源。對華夏而言，薩滿教並非邊陲文化，而是文明核心的一部分。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以及早期典籍，皆保存了薩滿信仰的痕跡。
然而，過往中國學術界對薩滿教的評價偏向負面。自漢代董仲舒以降，儒家思想逐漸將「巫」視為迷信之象徵，導致薩滿教淪為「非理性」「原始」的代名詞。近代以來，隨著考古學、人類學的發展，研究者如張光直（1986）、江伊莉（1995, 2008）重新審視薩滿教的地位，提出其實乃早期中國宗教與政治制度的基礎。
本文將以「由」字為核心，討論薩滿信仰如何在文字、教義、文化傳播中展現，並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由」字的符號結構如何反映薩滿教的宗教觀？
華夏薩滿教在歷史演進中如何轉化為後來的制度宗教？
在比較視野下，華夏薩滿教與其他地區的薩滿傳統有何異同？
二、薩滿教的起源與早期歷史
薩滿教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其起源仍然存在諸多爭議，但普遍認為它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的北亞與東北亞地區。根據考古學證據，如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山地、圖瓦盆地以及中國東北的紅山文化遺址，早期人類已經開始進行動物圖騰崇拜、面具祭祀及占卜儀式（張光直，1981；江伊莉，1995）。這些考古資料顯示，薩滿教的核心特徵——通靈、與神靈交流以及祭祀祖先——自史前時期便已存在。
華夏地區的薩滿活動最早可以追溯至約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此時期的人類開始形成村落、農耕社會，社會結構逐步複雜化，對自然與祖先的敬畏也逐漸制度化。漢字「由」的研究（江伊莉，1995）揭示了早期文字與祭祀活動的密切關聯，其本意與祭祀面具、通靈儀式相關，顯示宗教思想已滲透到文字與文化中。
此外，薩滿教的傳播也具有跨地域特徵。從東北亞、蒙古高原到北美與北極地區，均可觀察到類似的祭祀與通靈實踐（伊利亞德，1964）。這種分佈顯示，早期人類社會在文化交流、環境適應和社會組織方面，已經形成了高度相似的宗教結構。
三、薩滿教的基本信仰與儀式
薩滿教的核心信仰可以概括為「萬物有靈」，即所有自然現象、動植物乃至祖先靈魂都具備靈性。這種信仰體系不僅塑造了古代社會對宇宙秩序的理解，也形成了薩滿教獨特的宗教實踐模式。
薩滿的主要職能包括通靈、治病、占卜與預言。通靈是薩滿教的核心能力，薩滿藉由儀式、鼓樂、舞蹈及植物置換劑（如迷幻蘑菇）進入異常意識狀態，與靈界交流（費爾斯特，2002）。在華夏地區，甲骨文卜辭與《山海經》中記載的祭祀實踐，皆可視為薩滿教儀式的延伸。
儀式上，薩滿通常佩戴動物皮毛、羽毛面具，以象徵與神靈及自然的連結（伊利亞德，1964）。這些儀式具有多重功能：心理療癒、社會秩序維護以及對未知災難的防範。祭祀與巫術往往相互交織，使宗教行為不僅是信仰表達，也是一種社會整合工具。
此外，薩滿教的儀式分層體系十分明確。根據人類學研究，宇宙被劃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為神靈與天界，中層為人類與日常世界，下層為幽靈與怪物（伊利亞德，1964）。薩滿能自由出入這三層世界，擔任人類與神靈之間的橋樑。
四、薩滿教的宗教結構
薩滿教的宗教體系並非隨機的巫術活動，而是一種具有邏輯性與內在一致性的神學框架。華夏早期的薩滿教表現出三大支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與時間崇拜。這三者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文明早期的世界觀。
首先，自然崇拜主要表現在對天地、日月、山川的祭祀。《尚書·禹貢》即記載九州之中「望秩山川」，顯示對自然的禮祭被納入國家層級的制度。考古材料如良渚文化的神人獸面紋飾，亦顯示自然力量與人類生存緊密相關。張光直（1999）認為，這種自然崇拜不僅是農耕社會對環境的回應，更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因為王權被視為與天地相通的「中介」。
其次，祖先崇拜是薩滿教最深遠的遺產之一。甲骨文卜辭中對祖先的詢問，展現了祖靈在政治與日常生活中的權威。陳夢家（1956）指出，商代的政治權力在本質上是宗教性的，王即是大巫，能與祖先靈通。祖靈不僅能庇佑後人，也能懲罰子孫，因此祖先祭祀在社會倫理與政治秩序上發揮了持久作用。
最後，時間崇拜則較少被注意，卻是理解薩滿教的重要線索。江伊莉（1995）透過「由」字的研究指出，商代的「益祭」與祖先面具，透露出人類對「時間起源」與「循環」的深層體悟。這種觀念後來滲透進《易經》的卦爻辭，以及《道德經》中「復歸於嬰兒」的哲理。薩滿教對時間的理解不是線性的，而是週而復始的循環，這與農耕社會的節氣週期息息相關。
五、比較視野：其他地區的薩滿傳統
若將華夏薩滿教置於更廣闊的視野，其實可與周邊及跨洲的薩滿傳統形成對話。
西藏的本教（Bon）是最鮮明的案例。本教早於佛教傳入之前即存在，強調山神、湖神與天空神的崇拜。許多儀式使用面具與鼓，與北亞薩滿極為相似。象雄文明的出土遺物，亦有與薩滿儀式相關的法器。李建民（2005）認為，這顯示高原文化與中原薩滿在遠古時期可能存在互動與交流。
蒙古的薩滿教則強調「長生天」的信仰。成吉思汗自稱受「長生天」護佑，藉此獲得征服正當性。蒙古薩滿通過擊鼓、跳舞進入「出神狀態」，並與自然精靈或祖靈對話。這與商代王者透過卜辭詢問祖先有異曲同工之妙。
朝鮮半島的薩滿信仰（무속，Musok）至今仍有殘存。韓國「巫女」的儀式強調靈媒作用，透過音樂、舞蹈與祭品溝通神靈。近代的「五大仙信仰」更顯示出薩滿教如何在農業社會中演變成家庭式的守護神信仰。吳允植（2008）指出，這些儀式不僅是宗教行為，也承擔社會心理療癒的功能。
透過比較可以看出，儘管形式各異，薩滿教在不同地區皆展現三個共同要素：
（一）靈媒角色；
（二）三界宇宙觀；
（三）透過儀式處理個體與群體的危機。
這與華夏薩滿教的基本結構高度吻合，顯示其為人類宗教經驗的普遍模式。
六、薩滿教對華夏文明的影響
薩滿教的影響不限於宗教儀式，更深刻滲透進華夏文明的哲學、文學、政治與民間生活。
在哲學層面，《易經》的卜筮體系即源於薩滿的占卜傳統。李零（2002）指出，《易經》是從「巫」轉向「士」的過程，其抽象化象數體系，乃是巫術理性化的結果。同樣，《道德經》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也與薩滿對自然宇宙的整體觀相呼應。
在文學層面，《楚辭·九歌》保留了大量薩滿祭歌的痕跡。屈原以詩歌形式重現神靈降臨與人神合一的場景，這與薩滿儀式中的歌舞極為相似。劉夢溪（1993）甚至認為，《九歌》就是楚地薩滿巫儀的文學轉化。
在政治層面，王權的合法性與薩滿職能密不可分。夏商王者被視為「大巫」，能與天地祖先直接溝通。即便到周代，雖然儒家「禮」逐步取代巫術，但「祭祀天地」仍是最高政治權力的表徵。可以說，薩滿教為後世中國的政教合一模式奠定了深厚基礎。
在民間信仰層面，薩滿教的影響更是源遠流長。從驅鬼、治病到祈福、占卜，皆有薩滿的影子。後來的道教吸收了大量薩滿元素，如符籙、方術、煉丹與升天觀念。張秉權（2010）指出，若無薩滿教的文化底色，道教不可能在漢魏時期如此迅速地制度化。
七、中國民間的薩滿分支
薩滿教在中國並未完全消失，而是透過民間化的方式延續下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即為「祝由術」與「大仙」信仰。「祝由術」起源於中國古代，兼具宗教與醫療性質（陳夢家，1960；《抱朴子》，東漢）。從字面分析，「祝」意指祈禱與祝福，「由」指原因或起因，「術」則指技術或方法。整體而言，祝由術是一套結合符咒、咒語、手勢與念誦的心身療法，其主要功能包括驅邪、安神、治病與消災（陳夢家，1960；黃帝內經，戰國）。古代醫書如《黃帝內經》明確指出，某些疾病可能源於邪氣、鬼神作祟或心理因素，因此透過祝由術的介入，可調和氣血、安定心神，進而達到治療效果。
除了祝由術，民間信仰中的神祇崇拜亦呈現薩滿文化的影響。以閩南及台灣地區為例，民間崇拜的「三媽」表面上是指第三媽祖，但若考察閩南語發音「SAMMA」，其詞源可能與「薩滿」（Shaman）相關（林文彬，2008）。這一發現提示，部分民間信仰儀式及祭祀活動承襲了古代薩滿教的通靈、祈福與祭祀功能，只是在地方化過程中，融入了道教、媽祖信仰以及本土民俗元素。
在中國東北地區，民間信仰中存在所謂的「大仙」崇拜，主要指狐仙、黃仙、白仙、柳仙及蛇仙等靈體，合稱「五大家仙」(林文彬, 2008)。當地民眾常提及「出馬仙」現象，意指這些大仙借助某些人（通常是身體或精神出現異常者）作為「馬身」顯靈，以進行治病、占卜或驅邪活動。此類信仰雖然帶有濃厚的薩滿色彩，但與傳統薩滿教有所不同，其特點在於建立了「大仙—弟子」的師承體系，並融合佛教與道教元素（張光直, 2006）。學術上，東北大仙可被視為薩滿教與近代民間宗教的混融體；生活層面上，它則是許多東北家庭中常見的求神問卜方式。
此外，祝由術及東北大仙信仰的運作模式與薩滿教的祭祀與通靈方式有高度相似性。例如，施術者在治療或祈福過程中，常依循特定的儀式動作、口訣與符號象徵，與北亞及東北亞薩滿教的祭祀結構相呼應（張光直，1981）。從社會功能來看，這些民間實踐不僅是醫療或求神手段，也是一種社會整合與心理安慰的機制，使民眾在面對疾病與災厄時獲得情感支持與宗教意義的詮釋。
綜合以上觀察，可以認為祝由術以及相關民間信仰（如東北大仙）是薩滿教在中國地方化、民俗化過程中的重要分支。它既保存了薩滿教的核心精神——通靈、祈福與祭祀，又在歷史長河中逐步融入中國本土文化、宗教與社會生活中，展現了薩滿教從史前宗教到民間實踐的連續性與變遷
八、討論：薩滿教的文明基礎角色與現代意義
總結上述分析，薩滿教不僅是古代宗教現象，更是華夏文明的基礎結構之一。它提供了人類最初的宇宙秩序觀，使自然、祖先與時間被納入整體性的神學體系；它塑造了王權合法性與社會倫理的基礎；它更透過音樂、舞蹈、圖像與文字，影響了後世的哲學與藝術。
然而，薩滿教在歷史中逐步被邊緣化，原因在於禮制化與理性化的趨勢。自周公以降，儒家「禮」的體系將宗教儀式制度化，削弱了薩滿的靈媒地位。漢以後，道教與佛教的發展，進一步吸收與轉化了薩滿傳統，導致其作為「國教」的功能逐漸式微。
即便如此，薩滿教並未消失，而是以民俗、文學、信仰的方式潛伏於文化深層。從現代角度看，薩滿教的核心──對自然的敬畏、對祖先的記憶、對時間循環的理解──依舊具有啟發意義。當代環境危機、世俗化進程與身份認同的焦慮，都可透過重新理解薩滿傳統而得到反思的契機。
因此，薩滿教不應僅被視為古老的「迷信」，而是華夏文明的一面鏡子。透過它，我們得以追溯文明的精神起點，並從中理解人類如何在有限生命中尋找永恆秩序。
九、現代視野下的薩滿教
進入現代社會後，薩滿教的形式雖有所變化，但其核心理念仍具有文化與學術價值。儘管中國本土的薩滿教已被民間信仰與道教吸收，其精神內核仍存在於東北民俗與節慶活動中（張光直，2006）。蒙古與西伯利亞地區的薩滿傳統也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背景下進行復興，如旅遊文化、儀式表演及民族節慶。
現代學術對薩滿教的研究呈現跨學科特徵。人類學、考古學、宗教學及漢學共同揭示了薩滿教在文明發展、文字產生及社會結構中的核心作用（費爾斯特，2002；江伊莉，1995）。此外，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薩滿的異常意識狀態，探討其對心智、治療及群體心理的影響。
薩滿教的現代意義不僅限於文化遺產，它提供了一種生態倫理觀與生命觀。面對當前環境危機與社會斷裂，重新理解「萬物有靈」的理念，對於人類與自然的互動，仍具有啟發性價值。正如張光直（2006）指出，薩滿教是一種文明的精神底色，其對時間、空間、生命的理解，依然影響現代人的世界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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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1960）。《祝由術考》。北京：人民出版社。
林文彬（2008）。《閩南語與民間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張光直（1981）。《中亞與華夏薩滿教考古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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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伊莉（1995）。〈商代的祖先祭祀與益祭研究〉。《考古學報》，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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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2000）。《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零（2006）。《中國方術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黃帝內經（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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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ade, M. (1951).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