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壽齋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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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祇主信仰的佛教視角與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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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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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南海十分熱鬧，不但中、越、菲、台等相關國家為了爭奪島礁對陣，域外國家也前來攪和，甚至鬧上仲裁庭，吵得雞犬不寧。其實南海兩三百個島礁中，絕大多數都是漲潮時被海水淹沒的礁石。南沙最大的太平島只有0.51平方公里，大約是半個政大校園。比太平島大的島嶼不過四五個，都早已有主。那麼，幾塊海浪中的礁石為什麼引起眾國爭奪，強權插手？二戰後眾國競逐的結果如何？近年來局勢有什麼變化？未來局勢會如何發展？為了找答案，整理了一些資料，配合一些下載的圖片，提出一些看法，就教於有興趣的朋友。 
南海大致可以分為中沙、東沙、西沙、和南沙四個群島。本文分成三個部分，第一篇談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第二篇談台灣，第三篇談越南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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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法海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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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近一世紀後，英國海軍戰略學者朱利安·柯白（Julian Corbett, 1854–1922）的海權理論，在21世紀的亞洲戰略界重新獲得關注。儘管中國大陸的海權思維傳統上仍以美國戰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論為主體，但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軍事學者開始關注柯白的理論。《海洋戰略原則》（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自2008年以來，陸續在中國解放軍與戰略研究機構的相關著作中被引用與研究。這顯示出中共海軍戰略界試圖以柯白的理論補充乃至修正馬漢式海權思想的侷限，而非取而代之（劉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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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之海權思想──從歷史理論到當代啟示

緒論：海權概念的時代意義

在近代軍事與國際關係研究中，「海權」（Sea Power）始終是理解一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關鍵詞。尤其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殖民擴張與海上貿易網絡的深化，對於如何透過控制海洋資源、航線與戰略節點來強化國力的關注日益上升。此一理論體系的奠基者，正是美國海軍軍官與軍事思想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馬漢認為，國家力量的興衰，與其是否掌握「海權」有極為密切的關聯。他的代表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Mahan, 1890），以及後續的系列著作，奠定了「海權論」的理論體系，也深刻影響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各大強權的軍事與外交政策。

一、馬漢海權思想的理論基礎

馬漢的理論核心在於：經濟實力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根基，而海洋貿易是經濟繁榮的命脈，國家若欲確保並擴展經濟利益，就必須掌握海上通道並建構強大的海軍力量加以保障（馬漢，1990，第17頁）。這樣的思想源自他對歷史實例的觀察，特別是對英國如何藉由控制海洋成為全球霸主的研究。他指出，英國在17至19世紀的全球霸權，並非單靠陸軍武力，而是仰賴其無可匹敵的海軍實力，以及遍佈全球的港口與殖民據點（Mahan, 1890）。

在馬漢看來，海權並非單指軍艦與戰力，更是一種結合地理優勢、經濟潛力、民族性格與政府政策的整體國力體現。因此，他將海權的建構拆解為六大要素，以評估一國發展海權的條件與潛力。

二、構成海權的六大要素

（一）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地理因素是影響一國能否發展海權的首要條件。馬漢指出，擁有海島地理優勢或位處海運要道的國家，較容易保障海岸安全並掌握區域航運節點（馬漢，1990，第17頁）。例如英國因坐落於島嶼，背靠英吉利海峽，天然地免除陸地入侵威脅，因此可將國力集中於海軍發展，進而在歷次歐洲大戰中取得制海權與戰略優勢。

（二）自然地理形態（Physical Conformation）

馬漢進一步強調，港灣的數量與品質、海岸線長度與可接近性，將直接影響國家從事海上貿易與建軍布防的能力（馬漢，1990，第27頁）。港口不僅是貿易的門戶，也是海軍基地的核心。若國家擁有眾多天然良港與便利航道，則海軍可迅速部署、補給與維修，對外貿易也更易開展。天候因素亦不可忽視，適宜的氣候將有助於穩定生產與安全航行，反之則可能限制航期與活動範圍。

（三）國土面積與資源配比（Extent of Territory）

馬漢警告，國土過大而人口與資源無法有效覆蓋與防禦，將導致邊境與海岸線暴露於風險中（鈕先鍾，1988，第389頁）。因此，發展海權的國家不宜盲目擴張，而應確保疆域規模與內部資源配置的平衡。英國雖國土不廣，卻因港口密布、人口集中於沿海城市，加上資源有效分配，使其在全球海上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

（四）人口與技能基礎（Population）

海權的發展有賴於足夠的技術與勞動力基礎。馬漢認為，人民若長期從事漁業、航運與造船等海事活動，便可在戰時迅速轉化為作戰或支援人員，形成人才儲備（Mahan, 1890, p.40）。因此，擁有「海洋勞動人口」的國家，具備更高的轉換效率與應變能力。這一觀點對後來如日本、德國等國發展「軍民融合」的航海戰略提供了重要借鑒。

（五）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

馬漢強調，民族文化中是否存在「冒險精神」、「擴張意志」與「對海洋的信任」，將決定其是否具有內在的海權潛力。英國人以航海為榮、美國崇尚冒險與拓荒，這些文化特質都促進了國民向外經營的積極性。相對地，一些儘管地理條件良好、資源豐富的國家，若民族性保守、封閉，則難以建立真正的海權（Mahan, 1890, p.40）。

（六）政府性質與戰略政策（Governmental Instigation）

最後，馬漢指出：政府對海軍建設的長期投入、對外政策的穩定性與戰略眼光，是能否將海權理論實踐為國力的關鍵。十九世紀的英國內閣與國會即便政黨更替，仍長期維持對海軍發展與殖民擴張的支持，這使其海權得以持續強化並成為國家戰略主軸（Mahan, 1890, pp.26–29）。

三、馬漢的兩大原則：控制與利用

馬漢進一步提出兩個層面的海權操作原則：

海洋控制（Control of the Sea）：即建構可攻可守的制海權，能封鎖敵國港口、保障己方航道。這仰賴的是一支強大、靈活、可遠征的藍水海軍。
海洋利用（Use of the Sea）：意指透過開拓殖民地、經營航運事業、發展商業貿易，將海洋變為國家資本與利益輸出的平台（Mahan, 1890, p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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