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壽齋雜記

 

壹、前言

北歐國家長期被視為福利制度的典範。以瑞典、丹麥、挪威、芬蘭與冰島為代表的北歐五國，在社會政策、公共支出與國民福祉方面展現出高度一致的特徵，形成所謂「北歐模式」（Nordic Model）。本報告旨在探討北歐福利制度的歷史背景、主要特徵、運作機制與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並進一步反思此模式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台灣）之啟發與侷限。

 

貳、北歐福利制度的歷史背景

一、戰後共識與社會契約

北歐福利制度的建立多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契約時期。這段時期政府與勞資雙方達成共識：國家保障基本生活條件，企業則專注於生產效率，工人享有組織工會與談判權利（Kuhnle & Sander, 2010）。

二、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

北歐多數國家由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該政黨強調「全民平等」、「普遍福利」與「國家責任」，使得福利制度從貧窮救助走向普遍保障，涵蓋教育、醫療、育兒、失業保險、退休金等面向（Esping-Andersen, 1990）。

 

參、北歐福利制度的核心特徵

一、普遍主義（Universalism）

不同於針對特定族群的選擇性福利，北歐採取普遍性原則，意即所有合法居民均享有相同標準之福利權利。這不僅避免標籤化，也增強了人民對制度的信任與支持（Korpi & Palme, 1998）。

二、高稅收、高轉移

北歐國家的稅率普遍高，所得稅與消費稅構成政府收入主要來源。所收稅金再轉化為高水準的社會福利支出，如免費醫療與高品質教育（Andersen, 2012）。

三、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為避免長期失業造成社會邊緣化，北歐重視職業訓練與再就業服務，將失業補助與工作媒合緊密結合，強調「幫助人重新工作」而非單純發放補貼（Nelson, 2013）。

四、性別平等與家庭政策

北歐福利制度強調性別平權，包括普遍的托育補助、父母育嬰假制度與彈性工時設計，使女性能更容易參與勞動市場。此舉同時促進家庭與工作之平衡（Lister, 2009）。

 

肆、福利制度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一、階級流動性與社會平等

北歐的所得分配在全球名列前茅，基尼係數極低，代表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此一結果來自於稅制再分配與教育平等政策，有助於社會階層的流動與穩定（OECD, 2020）。

二、政治信任與民主品質

高福利不僅提供經濟安全，也提升了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形成良性的民主互動循環。研究顯示北歐國家的政治參與率與制度信任度均高於 OECD 平均（Rothstein & Uslaner, 2005）。

三、社會整合與排除的矛盾

儘管北歐模式強調普遍性與平等，但移民群體的社會融入仍存在障礙。例如瑞典的穆斯林移民面臨就業與社會排斥問題，反映出福利制度在文化多元化情境下的挑戰（Brochmann & Hagelund, 2012）。

 

伍、與台灣制度之比較與啟示

一、台灣福利制度的發展歷程

台灣在1990年代後逐步建立起以全民健保為核心的社會保險體系，並延伸至勞保、國民年金等制度。然而，多數制度仍屬於「殘補型」，以弱勢救助為主，普及性與保障程度尚未及北歐水平（李茂生，2002）。

二、財政空間與制度擴張的困難

北歐福利制度建立於高稅收基礎之上，而台灣的稅基較狹窄，逃漏稅問題仍嚴重，導致社會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遠低於先進國家（林萬億，2015）。這限制了制度普遍化的可能，也加深了民眾對高稅負的疑慮。

三、文化認同與政策接受度：儒家觀點的影響

在檢視台灣福利制度推動難度時，儒家文化的影響不可忽視。儒家文化強調「孝道」與「家庭倫理」，社會普遍期待家庭是照顧老人與弱勢的主要責任單位，這讓「國家責任」的角色相對弱化（陳東升，2019）。台灣民眾普遍習慣以家庭為安全網，對於由國家提供普遍性福利的概念，接受度較低。

此外，儒家的「禮」與「秩序」觀念，也讓社會成員習慣接受階層與角色分工，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平等主義」思想的普及。再者，「面子文化」的盛行，使得許多人在面臨福利需求時，擔心被標籤為弱勢而選擇隱忍，這也減少了福利政策的需求壓力與社會支持度。

不過，隨著世代交替與全球化影響，年輕一代逐漸重視社會公平與政府責任，對普惠制福利的認同感提升。如何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推動福利政策的普及與社會信任，是台灣未來制度設計的關鍵挑戰。

四、可能的改革方向

北歐經驗顯示，福利政策不僅是財政問題，更關乎國家治理、社會價值與民主參與。台灣可考慮逐步擴大兒童、長照與失能者等公共服務，並透過稅制改革提高財源彈性（王增勇，2021）。更重要的是，要促進公民參與與制度透明，讓納稅人感受到自身是國家這家公司的一份子，從而提升對政策的支持與配合。

此外，結合儒家文化中「責任」與「關懷」的元素，設計兼具家庭支持與社會互助的福利模式，也許能更貼近台灣社會的文化土壤，減少制度推動阻力

陸、結語：北歐經驗的普世與侷限

北歐福利制度之所以成功，並非單一政策造成，而是長期歷史脈絡、政黨結構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儘管其模式不易全盤複製，但其核心精神——社會平等、國家責任與全民參與——對於台灣及其他中等收入國家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在全球面臨人口老化、經濟轉型與社會分化之際，北歐經驗提供了一種可供對話與轉化的典範。

參考文獻（APA格式）

Andersen, T. M. (2012). A flexicurity labour market in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case of Denmark. De Economist, 160(2), 117–140.

Brochmann, G., & Hagelund, A. (2012).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 1945–2010. Palgrave Macmillan.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hnle, S., & Sander, A. (2010). The emergence of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 In G. Esping-Andersen (Ed.), The welfare state revisited (pp. 89–115). Routledge.

Korpi, W., & Palme, J. (1998).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661–687.

Lister, R. (2009). Gendering citizenship in Western Europe. Policy Press.

Nelson, K. (2013). Social assistance and EU poverty thresholds 1990–2008: Are European welfare systems providing just and fair protection against low incom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2), 386–401.

OECD. (2020). Income inequality (indicator). https://data.oecd.org/inequality/income-inequality.htm

Rothstein, B., & Uslaner, E. M. (2005). All for all: Equality, corruption, and social trust. World Politics, 58(1), 41–72.

李茂生（2002）。〈社會福利的社會契約基礎與制度變遷〉，《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6，45–72。

林萬億（2015）。〈社會福利支出的趨勢與挑戰〉，《國家政策論壇季刊》，13(2)，22–40。

王增勇（2021）。〈台灣社會福利制度未來展望〉，《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