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
本文內容為民國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於「國家選手訓練中心」的「社會學」課程中所授之講授重點整理，主題聚焦於社會心理學中刻板印象、自我實現預言等理論，並結合動畫電影角色分析進行探討，旨在引導學員理解心理機制對人際互動與社會偏見之影響。
看電影學社會學：《動物方城市》與社會學視角分析
動畫電影《動物方城市》（Zootopia）以動物角色構築了一個擬人化社會，藉由掠食者與草食動物的社會關係，巧妙隱喻人類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特別是性別與種族議題。本文擬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該片所反映之性別刻板印象與族群歧視，並進一步探討其對台灣與國際社會現象的映射與啟發。
一、角色與性別刻板印象
動畫電影《動物方城市》中的主角茱蒂·哈潑（Judy Hopps）是一隻小兔子，她的形象打破了傳統對兔子「弱小、溫柔、不具攻擊力」的刻板印象，更挑戰了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茱蒂立志成為一名警察，這不僅是她個人的夢想，更象徵著女性在職場中努力突破傳統框架的縮影。她面對來自社會、家庭以及職場上的多重挑戰，體現出性別刻板印象如何深植於社會結構中，影響女性的自我定位與發展。
1. 女性的性別挑戰
在電影中，茱蒂的體型相對於其他大型掠食者警察而言明顯較小，這成為她必須克服的第一道障礙。社會普遍認為警察工作需要強壯、兇猛，而兔子體型小巧、個性溫和，似乎不符合這樣的形象標準。茱蒂必須付出比其他同事更多的努力，才能通過嚴格的訓練與考核，這反映了社會對於「弱勢群體」的刻板期待，要求他們展現超乎常人的努力來證明自身的價值。
這種現象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少見。女性在男性主導的職場中，往往面臨類似的挑戰，必須透過更高的標準來獲取認可，這就是所謂的「雙重標準」(double standards)。這種標準往往使女性感受到沉重的心理壓力，甚至可能導致職業倦怠或退出職場（Fiske, 1998）。
茱蒂的努力與堅持，不僅展現個人意志，更象徵著社會中無數女性在性別框架限制下奮力突圍的故事。她不斷挑戰「弱小即無能」的刻板印象，向觀眾傳遞出女性不應該因為性別或體型而被限定其發展可能。
2. 傳統父權的家庭期待
除了職場的挑戰，茱蒂在家庭中也面臨強烈的傳統期待。她的父母是典型的傳統農民，認為女兒應該安分守己，留在家鄉耕種胡蘿蔔，過一種穩定且溫馨的生活。這種期待深刻反映了父權社會中對女性角色的限制與規範，尤其是在亞洲社會，女性多被視為家庭的照顧者，而非追求個人理想與職業成功的獨立個體（吳翠珍，2001）。
家庭作為社會化的重要場所，透過日常的教育與期望，將性別角色內化於子女心中。茱蒂父母的擔憂既是對女兒安全的愛護，也反映了社會對於女性應有「溫柔、服從」形象的普遍期待。這種性別角色的規範限制了女性追求多元人生可能的空間，也鞏固了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結構。
但電影中的茱蒂選擇勇敢突破家庭與社會的雙重框架，追求自我實現，這種反抗不僅是個人的成長，也是對性別刻板印象的一種挑戰與否定。
3. 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心理學解釋
Fiske（1998）指出，性別刻板印象根植於社會心理機制，其源頭可追溯至原始時代，當時男性主要負責狩獵，女性則從事採集與撫育後代。經過上萬年的演化，這樣的分工模式逐漸內化為基因中的天性，並影響個體在認知世界時，傾向依據社會文化背景進行簡化分類。這些刻板印象雖能提升認知效率，卻也往往導致偏見與不公平對待。茱蒂所面對的質疑與排斥，正是這類性別刻板印象在現實社會中的具體展現。
Goffman（1979）則透過「性別角色展演」理論，說明性別不只是生理特徵，更是社會文化賦予的角色期待。個體透過日常行為來「演出」性別認同，但這種演出必須符合社會規範，否則會遭遇不理解與排斥。茱蒂作為女性且體型小的兔子，選擇擔任警察這一傳統上「男性化」的職業，無疑是在打破社會性別角色的規範，這種行為本身就具有挑戰性與革命性。
但ler（1990）進一步強調性別是流動與建構的過程，並非固定不變。茱蒂的角色故事，正是呈現了性別角色可以被重新定義與擴展的可能性。
4. 媒體與文化再現的力量
媒體在塑造與傳遞性別刻板印象上扮演重要角色。吳心欣（1999）研究指出，兒童電視節目中性別形象的再現，往往強化男強女弱的二元對立，使兒童從小便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分配。
《動物方城市》作為主流媒體作品，成功利用動物角色的寓言形式，巧妙呈現並挑戰這些刻板印象。茱蒂的形象打破了傳統的性別與體型刻板印象，為觀眾帶來新的性別想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hooks（1992）強調文化再現不僅是反映現實，更是維繫或改變權力結構的工具。這部電影在文化層面上嘗試推動性別平等的訊息，為觀眾創造反省與批判的空間。
綜觀茱蒂這個角色的設定與發展，她不僅是《動物方城市》的故事主軸，更是挑戰性別刻板印象的典範。她突破了性別、體型以及社會期待的多重束縛，代表了現代女性在職場與生活中追求自我實現的努力與勇氣。
同時，她的遭遇也提醒我們，性別刻板印象不僅存在於個人偏見中，更深植於家庭、職場與文化媒體中，這些結構性的限制需要我們持續努力去改變。通過電影這樣的文化產品，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與反思，為實現更平等包容的社會共同努力。
二、種族歧視與掠食者意象
在《動物方城市》中，胡尼克（Nick Wilde）是一隻狡猾的狐狸，從小因為掠食者的身份而遭受社會的歧視與排擠。掠食者在這個社會中被草食動物視為潛在的威脅，狐貍這一角色特別承載了「狡猾」、「不可信」的負面刻板印象。胡尼克的生命經歷不僅揭示了刻板印象對個體行為的塑造，更象徵著現實社會中種族歧視如何深化社會不平等與排斥。
1. 掠食者身份與社會標籤
胡尼克作為掠食者，自幼便受到同儕與社會的警惕與排斥，這使他逐漸對社會失望，甚至出於自我防衛，選擇以詐騙等行為維持生存。這種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中被稱為「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正如胡尼克在片中所說：「既然大家都認為狐狸奸詐狡猾，那我也沒必要變成別的樣子了。」當社會持續以刻板印象對待某個族群，個體往往便會在潛移默化中內化這些標籤，進而表現出與其相符的行為。
現實世界中，這類簡化與標籤化的現象屢見不鮮，尤其在對待非我族類時（如膚色、國族、宗教等）更顯明顯。當我們輕率地認定某個信仰的人一定是暴力的、某種政治立場的人一定是無情的，或某個族群天生不道德，實則是將人的品格與其「文化 DNA」畫上等號。如此一來，當群體被賦予負面標籤時，反而可能強化其成員表現出相應行為，進一步鞏固外界原有的偏見與歧視（Fiske, 1998）。胡尼克的故事映射了少數族裔在真實世界中所面臨的困境。例如，在美國，非裔和拉丁裔常被刻板為「高風險」、「不可信」，這不僅影響他們的社會待遇，也限制了他們的經濟和教育機會（Bonilla-Silva, 2010）。類似的情況在台灣也有反映，東南亞移工與新住民常被貼上「廉價勞工」、「不守規矩」的標籤，導致社會排斥與歧視（薛國致，2009）。
2. 種族歧視的制度化與文化根源
《動物方城市》中掠食者的地位，反映了種族歧視不只是個人偏見，而是制度與文化結構的產物。劇中草食動物對掠食者的恐懼，延伸到政策與社會秩序，形成制度化的壓迫機制。政治人物獅明德市長借由操控社會恐慌，進行對掠食者的強制監控與限制，這正是制度性種族歧視的典型表現（Crenshaw, 1991）。
Bonilla-Silva（2010）提出的「色盲種族主義」理論指出，當代社會常以「不分種族」為理想，卻在不經意中延續種族不平等，通過「文化差異」等隱性手段來維持權力結構。電影中掠食者被視為「天性危險」的刻板印象，正是這種文化再現與制度維繫的結果。
3. 交織的種族與身份壓迫
胡尼克不僅身為掠食者，還是一個「狐狸」，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在社會中遭受更複雜的歧視。Crenshaw（1991）的交織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提醒我們，族群、性別、階級等多重身份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織影響個體經驗。胡尼克的遭遇正體現這種多重壓迫，他既受種族標籤限制，也因為掠食者身份而被排斥。
在台灣，新住民子女不僅因膚色、語言差異被邊緣化，性別角色也影響她們在教育與家庭中的地位（吳心欣，1999）。這種交織壓迫需要透過跨領域的社會政策與教育介入，促進真正的平等。
4. 媒體中種族形象的再現
電影利用動物擬人化的手法，將種族議題包裝於掠食者與草食動物的二元對立中，使觀眾能從新的視角審視人類社會的種族歧視。媒體作為文化生產者，在形塑大眾對族群的認知中扮演關鍵角色（Hall, 1997）。電影打破了以往對狐狸一貫的負面形象，賦予胡尼克複雜的個性與情感，促使觀眾重新思考刻板印象的合理性。
hooks（1992）指出，文化再現常常是權力關係的戰場，通過再現方式維持或挑戰現有的不平等結構。《動物方城市》作為大眾媒體，在挑戰種族歧視的同時，也提醒觀眾警惕刻板印象與制度不公。
胡尼克的角色塑造，不僅呈現了個體如何在刻板印象與種族歧視的壓迫中掙扎求生，更揭示了種族歧視的制度化與文化根源。透過交織性理論與色盲種族主義的視角，我們理解到種族歧視是多層面、多因素交錯的結構問題。
電影利用寓言形式與動物角色的象徵意義，巧妙引導觀眾反思現實社會中的種族不平等與偏見，並啟發我們在台灣乃至全球社會中，如何透過制度改革、文化教育與媒體批判，共同努力營造更包容的社會環境。
三、制度化的偏見與社會秩序
在《動物方城市》中，制度化的偏見是透過對掠食者身份的社會控制與排除體現出來的，尤其是掠食者「陷入野性」後引發的社會恐慌，成為掩蓋制度性歧視與社會不平等的工具。這一情節深刻揭示了制度性歧視如何以「安全」與「秩序」的名義，強化既有權力結構並正當化對弱勢群體的壓迫。
1. 掠食者「野性」恐慌的象徵意義
電影中，掠食者陷入野性失控狀態，引發草食動物的恐懼與社會動盪。這種恐慌不僅是動物角色的心理反應，也象徵了現實社會中對少數族群的污名化與妖魔化。類似「道德恐慌」（moral panic）的社會現象中，特定族群被標籤為「危險」、「不可信」，成為社會焦慮與排斥的對象（Cohen, 1972）。
例如，美國歷史上黑人社群經常被描繪為「暴力分子」，成為警方過度執法與監控的正當理由；在台灣，對於移工或新住民社群的刻板印象也常與犯罪、社會問題連結，導致公共政策與社會態度偏向排除與控制（薛國致，2009）。
2. 制度性歧視的運作機制
獅子市長的角色體現了政治權力如何利用恐懼控制社會秩序。他表面上強調城市安全，實則推動掠食者的監控與限制措施，使掠食者被制度化地邊緣化與壓迫。這反映了社會學中「制度性歧視」的概念，即歧視不只是個人行為，而是深植於法律、政策、組織制度中，形成結構性的不平等（Feagin, 2006）。
制度性歧視透過「合法化」的政策，使得對掠食者的限制看似合理且必要，而忽略了其背後的權力利益。例如，警察部門將掠食者排除在重要職務之外，或是在社區施加過度監控，這與現實社會中少數族裔面對的警察暴力和司法不公有相似之處（Bonilla-Silva, 2010）。
3. 「安全」話語下的壓迫正當化
在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中，維持社會秩序常成為政府及權力機構正當化控制手段的依據（Hirschi, 1969）。《動物方城市》展示了「安全」與「秩序」成為掩飾歧視和壓迫的合理化工具。掠食者被標榜為潛在危險群體，因而需要加強管制，這種話語掩蓋了歧視本質，讓不公義的待遇變得「合情合理」。
此現象在全球各地皆有例證，如911事件後，美國對穆斯林社群的嚴格監控與種族檢查，便是利用「反恐安全」話語強化歧視；在台灣，對外籍移工的嚴格勞動管制與社會排斥，亦是基於類似的社會秩序維護論述（吳心欣，1999）。
4. 社會秩序與權力結構的維繫
《動物方城市》揭露了權力如何藉由社會制度，對不同群體進行分類與控制，維護既得利益階層的社會秩序。傅柯（Foucault, 1977）提出的「規訓社會」概念即指透過規則、監控與紀律形成的權力體系，塑造個體行為與社會結構。掠食者被置於規訓的邊緣，社會透過各種形式的監控與約束，限制他們的自由與發展。
這種社會秩序的維繫並非自然，而是建構出來的權力關係。透過對掠食者身份的污名化，社會成功劃定「正常」與「異類」，使壓迫合法化並被大多數成員接受。
5. 對制度改革的啟示
透過電影情節，我們看見制度性偏見的運作模式與其對個體與群體的傷害。要真正消除這些不平等，必須從政策、法律、社會文化多層面著手改革。這包括推動族群平等立法、強化多元文化教育，以及促進媒體正向呈現多元身份，以瓦解對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機制。
在台灣，面對新住民及原住民的社會排斥，政府已開始推動相關法案與社會福利政策，但仍需進一步深化制度變革，落實真正的社會包容與公平。
《動物方城市》以掠食者被標籤與管控的情節，揭示了制度性歧視如何透過安全秩序的話語來正當化壓迫，反映了現實社會中深層的權力運作與不平等結構。理解這些制度性的運作，有助於我們釐清不公義的根源，並推動更具實質意義的社會改革，促使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成為可能。
四、寓言背後的社會寫照
動畫電影《動物方城市》以動物世界的寓言形式呈現複雜的社會問題，將深刻的種族、性別、階級等議題透過擬人化角色與情節，讓觀眾在娛樂之餘，反思現實社會中的歧視與不平等。這種寓言式的敘事手法，不僅降低了議題的敏感度，也增強了大眾接受和理解的可能性，成為社會批判與教育的有效媒介。
1. 寓言的力量：簡化與象徵的社會鏡像
寓言以簡化的故事情節和象徵化的角色，反映現實世界的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在《動物方城市》中，掠食者與草食動物的二元對立，不僅象徵了族群間的社會分裂，也映射出性別、階級等多重身份的交織衝突。茱蒂作為身材嬌小的雌性兔子挑戰警察職業的既定形象，胡尼克作為狐狸則象徵了被社會邊緣化的少數族裔，這些角色設計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讓觀眾透過動物的身份，反思人類社會的偏見與刻板印象（Hall, 1997）。
寓言的這種「符號化」特質，使複雜的社會問題更易於理解與討論，促使觀眾產生同理心，重新審視自身的觀念與行為，具有重要的社會教育價值（hooks, 1992）。
2. 假平等的幻象：制度與文化的雙重結構
電影中茱蒂身為警察的身份，看似突破性別與種族的限制，象徵社會的進步與包容。然而，細究其經歷可以發現，這種「平等」只是一種表象。茱蒂在警局被分配到處理違停等瑣碎事務，明顯處於邊緣角色；同時，她也無意中對胡尼克抱持偏見，顯示即使是被壓迫者，也可能成為維持不平等結構的加害者。
這反映了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1984）提出的「文化資本」與「象徵暴力」理論。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出社會結構中隱形的權力關係，透過日常互動和社會規範，內化歧視與階級差異，使不平等得以在看似自然的社會秩序中持續存在。
3. 偏見的內化與自我實現預言
胡尼克的成長經歷反映了社會標籤對個體的深刻影響。由於掠食者身份的負面刻板印象，胡尼克從小遭受歧視和排擠，逐漸產生對社會的失望與反叛，最終成為詐騙高手，彷彿印證了社會對他的負面預期。
這現象正是前面所提到「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經典例子，個體因為外界的負面期待，而不自覺地展現出被期待的行為，進而強化了刻板印象（Merton, 1948）。電影透過此情節，警示觀眾關於刻板印象的危害及其惡性循環。
4. 多重交織的身份與社會矛盾
《動物方城市》也透過多樣化的角色，呈現身份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問題。茱蒂身為女性與兔子身份的雙重邊緣化，胡尼克作為狐狸與社會邊緣人的身分，揭示了性別、種族、階級等多重身份如何同時影響個體的社會經驗（Crenshaw, 1991）。電影巧妙地展示這些複雜身份如何相互作用，造成不同層次的歧視與挑戰。
5. 虛偽的社會和解與真實的結構問題
劇情中，當掠食者被誤解為野性失控後，草食動物集體恐慌，社會矛盾激化，最終揭露了幕後權力人物操縱事件以鞏固自身利益。這情節反映現實中社會矛盾往往被政治力量利用，製造「他者」作為替罪羔羊，轉移公眾視線，掩蓋結構性不公（Foucault, 1977）。
電影透過這層社會寫照，提醒觀眾警覺表面和平與包容背後的權力操作，強調真正的社會和解必須觸及制度根本，解決深層不平等。
6. 大眾文化中的社會批判
作為商業動畫，《動物方城市》兼具娛樂性與教育性，利用大眾文化平台傳達社會批判訊息。這種方式有助於將學術理論與社會現實連結，使更廣泛的觀眾接觸到對歧視、偏見及社會結構的反思（Hall, 1997）。
此外，電影的成功也說明了媒體再現對社會認知的影響，媒體不僅反映現實，更形塑人們對族群與性別的理解，對於推動社會變革有著不可忽視的力量（hooks, 1992）。
《動物方城市》運用寓言式敘事，以簡化而具象的動物角色和故事情節，映射了現實社會的多層次矛盾與不平等，揭露制度與文化如何共同構築假平等的幻象與深層歧視。透過觀賞這部電影，觀眾得以重新審視自身與社會的互動，喚醒對偏見與結構不公的認識，為推動社會包容與公正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五、對台灣社會的啟示
《動物方城市》雖然是一部以美國社會背景為靈感的動畫電影，但其反映的偏見、歧視與社會分裂問題，卻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學意義，特別適用於台灣多元族群與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得以反思台灣社會中隱藏的結構性不平等與文化偏見，促進跨族群理解與社會和諧。
1. 新住民與移工：被邊緣化的他者
台灣社會近年來因移工與新住民人口增長而變得更加多元，但這群社會成員常面臨語言隔閡、文化差異及歧視問題。電影中的掠食者與草食動物的緊張關係，象徵了「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的界限與對立。
例如，許多東南亞移工在工作環境中不僅承受著勞動剝削，也經常遭受刻板印象，如被認為是「低技術」、「不可靠」的工人，甚至遭遇排斥與不友善的態度（薛國致，2009）。新住民子女在校園中因語言或外貌差異遭遇排擠，與胡尼克身為狐狸被社會標籤和排擠的經歷不謀而合。
這種排斥不僅來自個人層面，更深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形成系統性歧視。透過電影的啟示，台灣社會需要檢視現行政策與社會態度，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促進族群平等與共融。
2. 原住民議題：文化認同與社會正義
台灣原住民族群長期面臨土地權利被剝奪、文化資源匱乏以及社會邊緣化的困境。電影中掠食者身份帶來的偏見與恐懼，與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常被貼上的負面標籤相似。
此外，原住民社群面對的不僅是外部歧視，更有內部資源分配不均與身份認同的矛盾。電影透過角色間的衝突與和解，啟示社會必須正視歷史不公，推動原住民權益保障，尊重其文化與自治權。
3. 性別議題：突破刻板與實踐平等
在性別層面，台灣女性在教育與就業機會上已有顯著進展，但職場性別不平等、薪資差距及職務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茱蒂作為雌性兔子挑戰男性主導的警察職業，象徵了女性突破傳統框架、追求自我實現的努力。
然而，電影中茱蒂仍遭遇質疑與限制，反映了現實中「看得見的天花板」與「隱形障礙」並存的困境。她父母的保守期待，亦揭示家庭與社會文化如何透過性別角色規範影響個人選擇（吳翠珍，2001）。
台灣社會可藉此反思性別社會化過程，深化性別平等教育，改革職場文化與政策，真正實踐女性在各領域的公平參與。
4. 多重身份交織：促進理解與包容
台灣社會呈現多元族群、語言與文化交織的複雜面貌。電影中呈現的多重身份交織問題，提醒我們，族群、性別、階級、年齡等多種身份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歧視與壓迫層面（Crenshaw, 1991）。
例如，新住民女性面對的不僅是性別歧視，還有族群偏見；原住民青年可能同時遭遇階級限制與文化失落。社會政策與教育應從交織性視角出發，設計具包容性的支持系統，避免「單一問題」思維造成資源分散與效益降低。
5. 推動社會結構轉型的可能路徑
《動物方城市》所揭示的結構性偏見與不平等，提示台灣社會需要從制度層面著手改革。包括完善反歧視法律，保障弱勢族群權利；建立多元文化共融的公共空間與政策支持；加強媒體監督，避免刻板印象的再生產。
此外，推動教育體制革新，強調批判性思維與多元文化理解，讓下一代從小培養包容心態與公民意識，為社會長遠和諧奠基。
6. 大眾文化作為社會對話的平台
電影作為文化產物，具有引發社會對話與反思的功能。台灣的媒體與藝術創作者可借鑑《動物方城市》的成功經驗，利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與符號，探討複雜的社會議題，促進公眾參與與意識提升。
透過影視作品、多元文化節慶及社區活動，激發不同族群間的互動與理解，有助於突破社會隔閡，推動真正的社會融合。
《動物方城市》其寓言式敘事，提醒我們深刻反思在台灣社會對族群、性別與階級的問題。台灣身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面對快速的社會變遷與全球化挑戰，更需要透過制度改革與文化轉型，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見與不平等，建構一個公平、包容且多元共存的未來。
六、結語
《動物方城市》不僅作為一部娛樂作品，更成為深入探討社會偏見與歧視問題的寓言。從社會學角度觀察，該片揭示了性別與種族歧視不僅是個人偏見的表現，而是深植於文化符碼與制度結構中的複雜現象（Fiske, 1998; Bonilla-Silva, 2010）。
對於台灣及全球社會而言，《動物方城市》提供了一面鏡子，反映出多元族群融合下尚未解決的性別不平等與族群排斥問題。台灣社會雖已有民主與多元包容的基礎，但仍需持續推動政策與教育改革，正視刻板印象的根源，並促進真正的平權與尊重。
綜合而言，透過這部電影的寓言敘事，我們得以更清晰地理解社會中的多重交織壓迫，進而激發公眾對於消除偏見與推動社會正義的關注與行動。未來的社會進步，必須建立在認知多樣性、尊重差異與制度公正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與和諧。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薛國致（2009）。社會發展中偏見歧視之形成與消除。收錄於2009年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吳翠珍（2001）。『男女大不同？』談媒體的性別呈現。人本教育札記, 162, 44-46。
- 吳心欣（1999）。兒童電視觀看之性別刻板印象解讀型態研究。政治大學廣電所碩士論文。
- 開眼電影網（2016）。《動物方城市》拋開成見，或許就能改變世界。取自 http://app2.atmovies.com.tw/eweekly/XE1603093085/
English References
- Bonilla-Silva, E. (2010). Racism without racists: Color-blind racis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America (3rd ed.). Rowman & Littlefield.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Crenshaw, K.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241-1299.
- Fiske, S. T. (1998). Stereotyp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pp. 357–411). McGraw-Hill.
- Goffman, E. (1979). Gender advertisements. Harper & Row.
-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 hooks, b. (1992).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South End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