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道德判斷的基礎一直是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義務論，主張行為的對錯獨立於後果，應由行為本身的性質與動機來決定。這與功利主義強調「後果的好壞」作為判準，形成鮮明對比（林火旺，2009；Sandel，2012）。
然而，在東方倫理思想中，佛教所強調的「因果業報」也為道德行為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佛教認為，一切行為都會留下「業」（karma），並在未來因緣成熟時產生「果」。因此，即使一個行為當下看似沒有後果，仍會在因果律的規範下影響未來。這與康德強調「普遍性」和「義務性」的精神，有某種互補與呼應。
二、善意志與佛教的動機觀
康德強調「善意志」是唯一無條件的善，其道德價值在於動機是否出於履行義務（Kant, 1785/1997）。佛教同樣認為「心」是行為善惡的關鍵。《增支部》指出：「心為法本，心尊心使。」行為若出於貪、瞋、癡，即使表面上看似良善，也會種下惡業；反之，若出於慈悲與智慧，即便結果不如預期，也仍具有善業的價值。
兩者的共通點在於：動機比結果更重要。不同的是，康德以「理性義務」為核心，而佛教則以「心念的清淨」與「慈悲智慧」作為評價依據。
三、定言令式與因果律的比較
康德的定言令式要求行為必須能普遍化，並且尊重人性作為目的。這種形式上的普遍性，確保了道德判斷的一致性（Vaughn, 2012）。
佛教則以「因果律」作為道德規範的基礎。《法句經》云：「眾生是業的繼承者。」一個行為若導致他人痛苦，無論動機或後果如何，最終都會回到行為者自身，形成相應的苦果。這種因果的普遍性，不依靠外在立法，而是自然法則般的運行。
因此，若以佛教觀點檢視康德「說謊永遠錯誤」的主張，可以理解為：說謊種下不信任與欺瞞的業因，必然導致未來果報。這與康德從理性出發的結論，在倫理實踐上達到相近的效果。
四、應用案例中的交會
- 墮胎
- 康德立場：若胎兒被視為「人」，墮胎即侵犯其尊嚴；若不是，則母親權利優先。
- 佛教立場：墮胎即殺生，無論胎兒是否具備理性，都會造下殺業，未來必有苦果。佛教因果觀比康德更強調「生命本身的不可侵犯」。
- 安樂死
- 康德立場：自殺違反義務，因為否定了人性尊嚴。
- 佛教立場：自殺或安樂死同樣屬於殺業。然而，若出於慈悲（如醫師為解除病人痛苦而給予協助），雖仍屬惡業，但動機與因果的輕重將有所差異。佛教更注重「動機—業因—果報」的連續性。
- 動物權利
- 康德：動物非理性存在者，無道德地位。
- 佛教：眾生平等，皆具佛性。殺害或虐待動物必造惡業。此處佛教因果觀超越了康德的人類中心主義，將倫理範疇擴展到一切有情生命。
五、優缺點的交會視角
康德的優點：普遍性、公正性、尊重人性。
佛教的優點：強調因果必然性、慈悲心、眾生平等。
康德的缺點：義務僵化，有時與人情衝突。
佛教的挑戰：因果理論難以科學驗證，可能被視為宗教信仰而非普遍理性。
然而，若將兩者結合，康德提供「理性的形式規範」，佛教則提供「因果的實質後果與心靈動機」，或許能形成更全面的倫理基礎。
六、結論
康德義務論與佛教因果觀雖來自不同文化，但都重視「動機」勝於「結果」。康德以理性義務保障人性尊嚴，佛教則以因果律確保善惡有報。兩者相互補充，可以避免單純後果主義的危險，同時兼顧人性尊重與生命平等。
未來倫理學若能融入東西方思想對話，或許能在全球化、多元社會中，建構更普遍而具人性關懷的道德基礎。
參考文獻
林火旺（2009）。《基本倫理學》。台北：三民書局。
釋聖嚴（2002）。《正信的佛教》。台北：法鼓文化。
釋太虛（1980）。《佛學要義》。台北：大乘文化。
Kant, I. (1997).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M. Gregor,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5)
Regan, T. (1983).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ndel, M. J. (2012).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林添貴譯）。台北：雅言文化。（原著出版於2009）
Vaughn, L. (2012). Doing Ethics: Moral Reasoning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3rd ed.). W. W. Norton &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