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罷免案與民粹主義之研究：制度設計、政治動員與民主反思
前言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罷免制度被視為公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工具。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17條規定，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權。這四項政治權利的設計，旨在保障人民作為主權者的直接參與，並提供對政治菁英的課責機制。然而，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深化與政黨競爭的激化，罷免案逐漸從單純的責任追究工具，轉化為政黨對決的重要戰場。
過去二十年，台灣歷經多起罷免案，其中尤以2020年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最為矚目。該事件不僅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市長遭到成功罷免的案例，更成為民粹主義動員如何與直接民主制度交織的典型研究對象。隨後，包括王浩宇、陳柏惟等立法委員的罷免案，也顯示罷免制度在台灣政黨政治中，已成為策略操作與群眾動員的重要武器。
在此背景下，民粹主義的興起與罷免案之間的關聯值得深入探討。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往往以「人民」對抗「菁英」的敘事為基礎，藉由強化民眾的情緒動員與群體認同，取得政治正當性。本文將探討民粹主義的定義與特徵，分析其在台灣罷免案中的實際運作，並進一步反思罷免制度的操作性與風險。最後，本文將提出若干建議，思考如何在維持直接民主精神的同時，避免民粹傾向對制度與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民粹主義的意義與特徵
理論起源
民粹主義（Populism）在政治學領域中是一個多義且爭議不斷的概念。根據 Canovan（1999）的分析，民粹主義既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也可以是一種政治策略。她指出，民粹主義經常以「純潔的人民」對抗「腐敗的菁英」為核心敘事，並且強調人民主權與直接參與。
Mudde 與 Kaltwasser（2017）則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薄弱的中心意識形態（thin-centered ideology）」，其核心特徵為：社會分為兩個對立的群體，即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菁英，而政治應該表達人民的意志。這種觀點揭示民粹主義的彈性：它可以與左翼、右翼、民族主義甚至宗教運動結合，形成不同的政治實踐。
Laclau（2005）的後結構主義視角更進一步指出，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邏輯，其核心在於建構「人民」的集體身份，並以對抗「他者」的方式凝聚群眾。這種對立邏輯，使民粹主義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成為挑戰體制與凝聚支持的有效工具。
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徵
綜合學術理論與線上課程《比較政府與政治》的討論，可以歸納民粹主義的幾項主要特徵：
- 個人魅力與領袖中心：民粹領袖往往具備強烈的個人魅力，能透過情感訴求與群眾建立連結。例如拉美的查維茲（Hugo Chávez）以及台灣的韓國瑜，皆以「草根性」與「接地氣」形象凝聚群眾支持。
- 人民至上與菁英對立：民粹主義強調「人民的聲音」才是唯一合法的政治依據，並將菁英描繪為腐敗、脫離群眾的對象。
- 簡化複雜問題：透過簡單的口號或二元對立框架，將複雜的政治、經濟議題簡化為「人民」與「菁英」的對抗。
- 情感動員與直接民主：民粹運動強調立即行動，訴求人民的本能願望與恐懼，並經常藉由公投、罷免等直接民主手段展現群眾力量。
- 特定社群的政治化：民粹語言往往針對特定社會群體（如農村、工人階級或年輕世代）進行動員，使其感受到被代表與被賦權。
歷史上，毛澤東以「有飯大家吃」的訴求，就是典型民粹動員的模式。此種政治語言將群眾的基本需求轉化為集體行動的正當性來源，與現代民主社會中的罷免運動具有相似的情感動員邏輯。
台灣罷免案與民粹主義的關聯
韓國瑜案例
2018年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被視為「韓流」現象的典範。胡正光與江素慧（2020）指出，韓國瑜本人並不完全具備民粹領袖的典型特徵，但其支持者（俗稱「韓粉」）展現出高度的排他性與偶像化特質，與民粹動員模式相近。韓國瑜在當選後不久便投入2020年總統大選，更加深外界對其民粹言論的觀察。
最終，韓國瑜因「落跑參選」與市政不佳等爭議，於2020年遭到罷免。廖崇翰（2022）的研究指出，罷免期間，民眾的投票行為與其民粹傾向顯著相關，其中年齡與學歷是關鍵因素。年輕、高學歷的選民較傾向支持罷免，而年長、低學歷的群體則展現出較高的民粹支持度。
立委罷免案：王浩宇與陳柏惟
韓國瑜罷免後，罷免案的操作逐漸常態化。2021年，民進黨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遭到罷免，是全台首位被罷免的市議員；同年，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也因選區動員而遭罷免。這些案例顯示，罷免制度不再僅僅針對重大失職，而成為政黨間角力的延伸戰場。
尤其在陳柏惟案中，罷免主張結合了民粹語言（如「不接地氣」、「不顧地方民生」），並透過社群媒體廣泛傳播。罷免動員不僅反映對政治人物的具體不滿，也展現出民粹式的情感投射。
民粹語言與社群媒體的作用
台灣的罷免案中，社群媒體扮演關鍵角色。民粹語言在社群中具有高度擴散力，透過簡單口號、對立標籤與情緒化訊息，迅速動員群眾。這使得罷免案不僅是制度上的民主工具，更成為民粹動員的場域。
罷免制度的操作性與風險
田弘華（2023）指出，自從台灣修法降低罷免案通過門檻後，罷免案的數量顯著增加。原本設計上，罷免應作為公民自主對當選人表現的課責機制。然而，實務上罷免往往被政黨動員與操作，甚至成為「報復性政治」的手段。
其主要風險包括：
- 民主與民粹之間的一線之隔：當罷免被情感化、簡化為「支持」或「反對」的對立，選民可能忽略候選人實際表現，而被情緒牽動。
- 政黨操作的工具化：政黨透過罷免作為策略，削弱對手，卻可能侵蝕制度原本的課責功能。
- 社會分裂的加劇：罷免案往往伴隨高度對立，導致選區社會關係緊張，甚至破壞民主協商的氛圍。
- 制度失衡的風險：當罷免過於頻繁，可能削弱政府的穩定性，導致短期政治操作凌駕於長期公共利益之上。
民粹主義與罷免案的交織
綜合理論與案例觀察，可以歸納出台灣民粹主義與罷免案之間的幾種互動模式：
- 選舉操作與民粹傾向相互增強：罷免過程中的政黨操作，與選民本身的民粹意識形態形成共構，強化了情感對立。
- 深層願望與恐懼的政治化：選民的經濟焦慮、世代衝突與國族認同，被轉化為罷免動員的正當性來源。
- 民粹導致的質變風險：當人民的期待與政治人物行動之間出現落差，民粹動能可能轉化為制度不穩定。韓國瑜罷免案即是一例，支持者原本的高度期待，最終轉為失望與憤怒。
- 社群媒體的放大效應：民粹語言透過社群擴散，加速罷免的情感化，並弱化理性討論空間。
結論與思考
台灣的罷免制度，作為憲法所保障的四大公民權之一，原本設計目的在於提供人民課責政治菁英的管道，並展現直接民主的價值。然而，實際運作顯示，民粹主義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當罷免案逐漸被政黨操作、媒體渲染與社群動員所裹挾，其民主功能便可能由「理性課責」轉化為「情緒對抗」，使制度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一現象提醒我們，民主制度雖然以人民主權為基礎，但若缺乏制度性的調和與公民理性的養成，便可能落入民粹化的陷阱。
未來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思考與改革：
1. 課責機制的多元化
罷免作為公民課責的一種形式，固然具有象徵意義，但若過於依賴罷免，可能導致制度運作失衡。是否可以透過 議會監督、政黨問責與獨立機構的績效評估，補足罷免之外的民主課責功能？例如建立地方首長與立委的施政透明平台，定期公布政策執行成果，讓選民在冷靜理性的資訊環境下進行評估，而非單靠情緒化的罷免動員來做出判斷。如此，罷免制度才能真正回歸「最後防線」的角色，而非被濫用為政治攻防的日常手段。
2. 降低民粹影響的方法
民粹的影響力來自其簡化、情感化的政治語言。在罷免過程中，這種語言經常壓過政策辯論，形成「支持／反對」的二元對立。要降低其負面效果，必須透過 公共討論平台、媒體專業責任與公民教育 來提升社會的理性討論能力。媒體應避免過度渲染情緒化的口號，而是提供多元而深入的政策分析；教育體系則可在公民課程中強調批判思考與資訊判讀能力，幫助選民分辨情緒動員與理性課責的差異。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在參與罷免時，保持一定的理性判斷。
3. 制度設計的再檢討
罷免門檻的降低，固然增加了公民參與的可能性，但同時也使罷免更易被動員與操作。是否需要 重新檢視門檻與程序設計，以在「公民參與」與「政治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值得持續討論的課題。舉例而言，可以考慮在罷免提案階段增加簽署透明化機制，或在投票階段引入更嚴謹的資訊審查程序，以確保參與者具備充分資訊。此外，制度設計也應避免過度鼓勵短期政治操作，否則將削弱民意代表制度的穩定性，甚至使代議民主陷入「持續動員」的困境。
4. 最新案例的觀察
2025年的罷免案，將是檢驗制度運作的重要觀察點。若其過程再度呈現高度的情緒動員與民粹化操作，則意味著台灣的罷免制度正逐步走向「政治武器化」。然而，若能出現相對理性的公共討論，並將罷免焦點放在被罷免者的政策與治理績效上，則或許能展現罷免制度回歸設計初衷的可能性。因此，持續關注並分析2025年的案例，對於檢驗台灣民主制度的韌性具有關鍵意義。
總結反思
總體而言，台灣罷免案與民粹主義的交織，揭示了直接民主制度的兩面性：它既是公民自主意志的展現，也是民粹化風險的來源。罷免制度若要真正發揮其民主深化的功能，必須在制度設計、公共討論與公民教育三方面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罷免淪為政黨角力的工具，而真正成為人民課責菁英、維護民主價值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 Canovan, M. (1999).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7(1), 2-16.
- Laclau, E.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 Mudde, C., & Kaltwasser, C. R.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田弘華（2023）。罷免投票行為的理性選擇分析：以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案為例。《選舉研究》, 30(2), 1-44. https://doi.org/10.6612/tjes.202311_30(2).0001
- 胡正光、江素慧（2020）。民粹主義在台灣—韓國瑜及其支持者。《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16(3), 155-183.
- 廖崇翰（2022）。民粹主義與2020高雄市長罷免及補選。《選舉研究》, 29(2), 115-154. https://doi.org/10.6612/tjes.202211_29(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