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家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深刻地塑造了政治文化與社會倫理，其影響力不僅存在於古代帝制時期，也滲透到現代東亞各國的文化基因之中。近年來，隨著「中國學派」在國際關係理論與社會科學中的呼聲日益高漲，如何將中國思想資源轉化為可操作的理論基礎，成為值得重視的課題（Qin, 2007）。在這樣的脈絡下，重新檢視儒家的政治行動理論，並探討其中「中庸」與「慎獨」的內涵，對於回應西方政治哲學的挑戰，以及反思當前民主制度的困境，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對儒家經典與相關思想資源的整理，提出一個以「心性修養」為核心的儒家政治行動理論，並嘗試與當代政治問題進行對話。本文將分為六個部分：首先回顧中國政治哲學的定位與相關爭論，接著分析「中庸」、「慎獨」與「致中和」的思想核心，並進一步探討儒家倫理在政治實踐上的特徵；之後，本文將檢視當代民主制度的困境，並評估儒家思想在此脈絡下可能提供的替代性資源；最後提出結論，強調儒家政治行動理論在今日的啟發意義。
理論背景：中國是否缺乏政治哲學？
關於中國是否具有「政治哲學」的問題，學界長期存在爭論。許多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思想雖然富含政治智慧，但缺乏如西方政治哲學那般嚴密的邏輯推理與抽象建構（Schwartz, 1968）。錢穆則認為，這並不意味中國缺乏政治思想，而是中國人傾向於從「實踐」出發，強調政治作為一種倫理修養的延伸（錢賓四, 1985）。
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曾區分「理論知識」與「實踐智慧」（phronesis），前者透過推理獲致普遍真理，後者則關注如何在具體情境中做出合宜的行動（Aristotle, 2009）。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政治思想或許正體現了「實踐智慧」的精神。儒家關於「中庸」、「慎獨」、「致中和」的論述，都強調個人在情境中保持內在心性的正直與和諧，而非建立抽象的制度規範。
因此，與其說中國缺乏政治哲學，不如說中國的政治思想是一種「實踐之學」，強調修身與治國的連動。這也呼應了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中的這句話揭示，制度若缺乏相應的心性修養，將無法有效運作。
儒家政治行動理論的核心
1.「中庸」與「致中和」
《中庸》開篇即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此處所謂「中」不僅是情感未發時的平衡狀態，更是一種內在心性的端正；而「和」則是情感發而不偏不倚，達到與他人和諧共處的境界。
從歷代的研究中可知，「中」可以理解為《大學》所謂的「正心」狀態：當人受到憤怒、恐懼、憂患或好樂影響時，若不能保持心之正直，便會偏離政治的正道。今日許多政治亂象，往往正是因為領導人操弄恐懼與仇恨，導致社會撕裂與國際對立。例如美國在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敘事，或台灣政治人物煽動對大陸的仇視，皆違背了儒家「正心」之道（Allison, 2017）。
2.「慎獨」與誠意正心
「慎獨」出自《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處強調，即便在無人監督的時刻，也要保持內心端正與誠實。這種「自律」與「內在規範」的思想，與西方法治社會強調外在制度制約形成鮮明對比。
進一步而言，「慎獨」與「誠意正心」密切相關。《大學》言：「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必須以誠意為基礎，而誠意則源於對內心的端正。若以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政治決策應基於「愛」而非「恐懼」，基於「信任」而非「操控」。這與當代新世紀思潮「凡事基於愛」的觀點不謀而合，顯示出跨文化的價值共鳴（Hanh, 1998）。
3.儒道釋的會通
儒家的「致中和」思想，強調「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認為政治與社會秩序必須建立在個人情感與心性的調和之上。這一點與道家與佛教有著深刻的共鳴。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致虛極，守靜篤」，主張透過內在的澄靜來觀照萬物，回歸自然的本真狀態。佛教則以「無心」為修行核心，黃檗希運禪師曾言：「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以此達到心性本具的清淨。這三種思想雖然來自不同的宗教與哲學傳統，卻共同強調「心性修養」才是社會和諧與政治善治的根基（Chan, 1963）。由此觀之，「三教會通」不僅顯示中國思想內在的包容性與整合力，更為當代跨文化的政治哲學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理論基礎。
倫理與政治實踐
1. 互惠原則（reciprocity）
孟子曾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反映出儒家倫理的特徵——倫理規範首先是對自我的要求，而非單純對他人的約束。這與康德以「普遍法則」規範所有人的倫理觀不同（Kant, 1996）。
這就是「互惠原則」，即關係中的一方如何對待他人，將決定他人如何回應。此種相互性強調責任而非權利，與現代政治哲學中「權利至上」的思維大異其趣。
2..權利與義務
中國傳統思想中缺乏現代意義上的「權利」概念，常被視為缺陷。然而，當代社會權利過度擴張，導致「權利無限上綱」的問題，反而造成更多衝突（Bell, 2008）。從儒家觀點來看，若政治與社會秩序能建立在「責任」與「義務」之上，則更能維護公共利益。這並非否定權利，而是提醒人類不應將自主視為最高價值。佛教與女性主義對「自主」的批判也指出，自主性往往忽略人類的依存性與關係性（Butler, 2004）。
3.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儒家強調自我反省。《論語》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這種責任倫理要求領導者在失敗時首先檢討自身，而非歸咎他人。若能將此精神內化於現代政治制度中，將有助於降低政治推諉與社會分裂。
當代啟發與挑戰
1.民主制度的困境
當代民主制度雖然號稱具有糾錯機制，但實際上卻面臨嚴重挑戰。立法機構的腐敗、政客與財團的勾結，以及媒體被操控，導致民眾信任度不斷下降（Levitsky & Ziblatt, 2018）。此外，大數據與演算法的應用，使得選舉逐漸被科技宰制，民主崩壞已成現在進行式。
在此背景下，儒家政治行動理論或可提供補充資源。例如，「薦之於天」「暴之於民」的理念，若透過現代制度設計加以實踐，或能在選賢與能上超越單純的選舉程序。問題在於，如何在民主時代兼顧民意與德性的考量，仍有待深入探索。
2.平等人與階序人
現代政治理論普遍建立在「平等人」（Homo Aequalis）的假設之上，強調所有人具有相同權利與尊嚴（Dworkin, 2011）。然而，儒家承認社會存在階序（Homo Hierarchicus），但又在其中追求平等，例如科舉制度的設計，或歷代均田政策的理想。這種「在不平等中追求平等」的態度，或許比西方抽象的平等理想更為務實，也更貼近人類社會的現實條件。
結論
本文主張，儒家的政治行動理論可視為一種「實踐之學」，其核心在於「中庸」、「慎獨」與「致中和」，並透過「誠意正心」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倫理精神，強調政治應從個人心性修養出發。相較於西方重視權利與制度的取向，儒家思想凸顯責任、義務與關係性，並在倫理層面上展現 reciprocity 的特徵。
在當代民主陷入困境的情境下，儒家思想或許無法直接取代現代制度，但能作為其重要補充。它提醒人們，政治制度若缺乏心性修養作為基礎，終將淪為權力的遊戲。復興儒家政治行動理論，正有助於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挑戰下，為人類尋找一條兼顧秩序與和諧的出路。
參考文獻
Allison, G.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Aristotle. (2009). Nicomachean ethics (W. D. Ross,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ll, D. A. (2008).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 (2004). Undoing gender. Routledge.
Chan, W. T. (1963).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workin, R. (2011).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nh, T. N. (1998). 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 Riverhead Books.
Kant, I. (1996). Practical philosophy (M. J. Gregor,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tsky, S., & Ziblatt, D.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Qin, Y. (2007).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7(3), 313–340.
錢賓四. (1985). 《中國思想史》.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趙汀陽. (2005). 《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 北京：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