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長久以來,七月一直被認為台灣人認為是鬼月,是不吉祥的月份,料想是從道教中元普渡開鬼門關的思想演變而來,加上明朝時期官方的推波助瀾。使得農曆七月成了一個「諸事不宜」的月份,不可出門、不可開刀、不可結婚、不可購屋、不可搬家等等;民間的七月,彷彿「鬼影幢幢」,加上普渡大拜拜的需求,變成大肆屠殺牲畜的可怕月份。事實上農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蘭盆節」,是「佛歡喜日」,而七月在佛教裡就像是中國的新年一樣,是歡喜、莊嚴又神聖的。

 

「盂蘭盆節」的緣起

 

印度四月到七月是雨季,使得毒蛇蟲蟻的窩穴常常因為被大雨淹沒,而讓毒蛇出沒頻繁,釋迦牟尼佛為避免出家人在此期間托缽時,被毒蛇蟲蟻誤傷(或是誤傷了毒蛇蟲蟻),或遭大水沖毀缽具衣物,故制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為「結夏安居」,也就是利用這三個月讓出家人專心的閉關修行。釋迦牟尼佛因七月十五日解夏出關當天,會有許多弟子在修行上有進步,甚至有許多弟子證得聖果,超出輪迴,故而歡喜,故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佛歡喜日」。[1]

結夏安居
農曆四月十五起後的三個月是佛教結夏安居的日子

「盂蘭盆節」就是在這個時空背景所出現的節日。「盂蘭盆」(梵語:Ullambana)來自佛經「目連救母」的故事,其音譯自梵語,原意為 「救倒懸」,即解救在地獄裏受苦的鬼魂。當年佛陀弟子中一位叫目犍連的比丘,他神通廣大具足六大神通,一日以天眼通,觀到自己今生的母親,在餓鬼道中,腹大如甕,咽喉似針孔,任何食物滴水不得入口,目犍連尊者,不忍見其母受苦,即用自己神通力救助母親,但食物一入口即化為火炭,目犍連尊者痛苦悲泣,乃求助於佛陀,佛陀慈悲地告之其母不信因果,謗佛罵僧,不敬三寶而遭此的果報,只靠他一人的力量無濟於事,唯有仰仗十方僧眾的威德神力方能救度。[2]方法就是在農曆七月十五日的「佛歡喜日」以百味飲食、醫藥、坐(臥)具放在盆子中,供養這些僧眾,而供僧的功德不但已故父母,六親眷屬能出三惡道之苦,若父母在世,亦衣食豐足,福壽康寧,萬事吉祥,[3]這就是真正孝順。而此供僧的盆即叫「盂蘭盆」,此日亦算是上報親恩之日,這個日子便被稱之為「盂蘭盆節」。佛教傳入中國後,便遵循佛制以農曆七月十五日盂蘭盆節。據《佛祖統紀》記載,梁武帝始設壇舉行盂蘭盆法會。[4]


目連尊者送飯給母親,怎奈食至口內確化成了火炭

傳統的中國七月

 

上述的故事紀載在《佛說盂蘭盆經》裡,而這部經典在西晉時被翻譯傳入了中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傳統中國的農曆七月活動,首先在先秦時期,農歷七月是屬於天子祭祀的月份,在清朝孫希旦所撰之《禮記集解》中記載:「是月(七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壞墻垣,補城郭。」[5]這段文字說明了,秦漢之前農曆七月百姓農忙結束後,會在七月秋收後的第一個十五,以剛收成的新穀祭祀祖先,感念祖先的恩德。並趁此時修築堤壩城墻等設備。而七月是民間豐收歡慶的月份,故特別吉祥,並沒有所謂「鬼月」的活動。

到了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由盂蘭盆會成為官方的重要活動。在宗懍的《荊楚歲時記》中,第一次出現了七月十五節日的記載,其中提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6] 而道教中上元、中元、下元分別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與水官大帝的生日,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三個月圓之日是三官信仰的重要節日。在三官的信仰中「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地官即是中元大帝,他會在七月十五日這天普度眾亡魂,為人間赦罪。唐朝時,民間繼承了此一民俗傳統,開始漸形成了禮拜諸佛、祭祀祖先的民間活動,並且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

       宋代時期,從文獻記載中如《歲時廣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等,可以發現本土的道教活動「中元節」逐漸取代了「盂蘭盆節」。雖說如此,仍可從從宋朝蘇東坡《前赤壁賦》中得知,蘇東坡與朋友泛舟與赤壁之下,亦不見鬼月禁忌。直至清朝,膾炙人口的小說《紅樓夢》中,還出現了在七月份大張旗鼓、廣宴賓客地為祖母祝壽的記載,[7] 可知,清朝初年中國並無鬼月禁忌的相關習俗。

 

鬼月的由來

鬼月的真正由來,是源自五胡亂華與歷代戰亂人們逃離家鄉,無法在故鄉祭祀先祖,便在門口設供遙祭,同時也祭祀在此地別人的祖先,期望在故鄉的祖先也能受他人祭祀,後來甚至演變為閩南人「拜門口公」、「好兄弟」的習俗。再者,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年幼時曾於佛門出家,後來靠著以宗教為名的紅巾軍奪得江山,使他知道 掌控宗教是維持江山穩定的最要利器之一。為了穩定政權,他在登基後頒佈了《明太祖正神名號詔》,以《禮記》中的「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來傳達其基本的治國理念,[8]把宗教變成維持政權穩定的利器。因為他知道,一旦沒了宗教信仰的約束,人民就很容易受煽動而起兵造反。於是他利用地獄的信仰,來塑造天子的權威。首先宣揚酆都為陰間京城,其中閻羅天子便是天子的化身。而閻羅天子便是陰曹地府的統治者,閻羅天子所居之處,便是鬼城的最高行政機關。[9]繪聲繪影地將陰曹地府與人間做了連結,拉近了人間與地府的距離,藉此告訴他的子民:「活著時天子雖然不一定能時時刻刻的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但死後必然會經過地府的審判,屆時一切對天子的不忠,將會毫無保留的在地府呈現出來。」並用官方的力量,在四川酆都(現今四川豐都縣)建立人間鬼城,藉由酆都鬼城一說來管控人民。

    後來經由明朝小說的誇張渲染,[10]與有心人士的推波助瀾。[11]於是鬼城的信仰得到了官方、佛教、道教與讀書人等的宣揚,而深植人心,七月也漸漸形成了不祥之「鬼月」。此一「鬼月」的習俗,在清朝入主中原,明朝滅亡之後便從華人世界中銷聲匿跡了,只剩下早期明朝時期的東南亞移民,與跟隨鄭成功來台的明朝遺民延續了明朝的「鬼月」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的南洋一帶與臺灣社會。

 

結語

 

由上文可知,農曆七月無論在中國民間或是佛教思想傳入之後,都是清淨莊嚴、歡喜慶豐收的月分,就如同原住民朋友的「豐年祭」一般值得歡欣鼓舞。到了明朝之後,卻變成了「鬼影幢幢」,諸事不宜的災厄之月;使得原本的供養清淨僧眾、報答親恩的神聖儀式,變成大開殺戒、宴請鬼神習俗,不但違背佛陀的慈悲教化,也辜負目犍連尊者勸化世人行孝的原意!

 

[1] 佛光教科書「結夏安居」之詞條解釋,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檢索日期:2016/8/13

[2]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即以左手障缽,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

[3]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佛告目連:『十方眾生,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缽和羅飯,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

[4] 《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載:「大同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

[5]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十七《月令第六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467

[6] (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岳麓書社1986年版,46

[7] 侯桂新(編撰)(2007)。紅樓夢。台中市:好讀出版。第四冊 176-177頁。

[8] 濱島敦俊(1995)。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史學集刊。第4期。7-15頁。

[9] 賴祥蔚(1999)。朱元璋對宗教的基本態度與政治運用。宗教哲學。第五卷第四期。73-83頁。

[10] 明朝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第十回〈二將軍宮門鎮鬼、唐太宗地府還魂〉:「銅蛇鐵狗任爭餐,永墮奈河無出路。詩曰: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萬丈高。無數牛頭並馬面,猙獰把守奈河橋。」

[11] 例如:篡改李白詩「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原句見《全唐詩•卷 169‧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籙臨別留贈》,其實是「下笑世上士, 沉魂北羅酆」,可見後人有意篡改了李白原詩,借李白之名來提高「鬼城」 的歷史地位和它的「可信度」。

 

                         (轉載請刊登作者與出處---作者  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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