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長久以來，七月一直被認為台灣人認為是鬼月，是不吉祥的月份，料想是從道教中元普渡開鬼門關的思想演變而來，加上明朝時期官方的推波助瀾。使得農曆七月成了一個「諸事不宜」的月份，不可出門、不可開刀、不可結婚、不可購屋、不可搬家等等；民間的七月，彷彿「鬼影幢幢」，加上普渡大拜拜的需求，變成大肆屠殺牲畜的可怕月份。事實上農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蘭盆節」，是「佛歡喜日」，而七月在佛教裡就像是中國的新年一樣，是歡喜、莊嚴又神聖的。
「盂蘭盆節」的緣起
印度四月到七月是雨季，使得毒蛇蟲蟻的窩穴常常因為被大雨淹沒，而讓毒蛇出沒頻繁，釋迦牟尼佛為避免出家人在此期間托缽時，被毒蛇蟲蟻誤傷(或是誤傷了毒蛇蟲蟻)，或遭大水沖毀缽具衣物，故制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為「結夏安居」，也就是利用這三個月讓出家人專心的閉關修行。釋迦牟尼佛因七月十五日解夏出關當天，會有許多弟子在修行上有進步，甚至有許多弟子證得聖果，超出輪迴，故而歡喜，故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佛歡喜日」。[1]
農曆四月十五起後的三個月是佛教結夏安居的日子
「盂蘭盆節」就是在這個時空背景所出現的節日。「盂蘭盆」(梵語：Ullambana)來自佛經「目連救母」的故事,其音譯自梵語,原意為 「救倒懸」,即解救在地獄裏受苦的鬼魂。當年佛陀弟子中一位叫目犍連的比丘，他神通廣大具足六大神通，一日以天眼通，觀到自己今生的母親，在餓鬼道中，腹大如甕，咽喉似針孔，任何食物滴水不得入口，目犍連尊者，不忍見其母受苦，即用自己神通力救助母親，但食物一入口即化為火炭，目犍連尊者痛苦悲泣，乃求助於佛陀，佛陀慈悲地告之其母不信因果，謗佛罵僧，不敬三寶而遭此的果報，只靠他一人的力量無濟於事，唯有仰仗十方僧眾的威德神力方能救度。[2]方法就是在農曆七月十五日的「佛歡喜日」以百味飲食、醫藥、坐(臥)具放在盆子中，供養這些僧眾，而供僧的功德不但已故父母，六親眷屬能出三惡道之苦，若父母在世，亦衣食豐足，福壽康寧，萬事吉祥，[3]這就是真正孝順。而此供僧的盆即叫「盂蘭盆」，此日亦算是上報親恩之日，這個日子便被稱之為「盂蘭盆節」。佛教傳入中國後，便遵循佛制以農曆七月十五日盂蘭盆節。據《佛祖統紀》記載，梁武帝始設壇舉行盂蘭盆法會。[4]
目連尊者送飯給母親，怎奈食至口內確化成了火炭
傳統的中國七月
上述的故事紀載在《佛說盂蘭盆經》裡，而這部經典在西晉時被翻譯傳入了中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傳統中國的農曆七月活動，首先在先秦時期，農歷七月是屬於天子祭祀的月份，在清朝孫希旦所撰之《禮記集解》中記載：「是月(七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壞墻垣，補城郭。」[5]這段文字說明了，秦漢之前農曆七月百姓農忙結束後，會在七月秋收後的第一個十五，以剛收成的新穀祭祀祖先，感念祖先的恩德。並趁此時修築堤壩城墻等設備。而七月是民間豐收歡慶的月份，故特別吉祥，並沒有所謂「鬼月」的活動。
到了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由盂蘭盆會成為官方的重要活動。在宗懍的《荊楚歲時記》中，第一次出現了七月十五節日的記載，其中提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6] 而道教中上元、中元、下元分別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與水官大帝的生日，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三個月圓之日是三官信仰的重要節日。在三官的信仰中「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地官即是中元大帝，他會在七月十五日這天普度眾亡魂，為人間赦罪。唐朝時，民間繼承了此一民俗傳統，開始漸形成了禮拜諸佛、祭祀祖先的民間活動，並且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
宋代時期，從文獻記載中如《歲時廣記》《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等，可以發現本土的道教活動「中元節」逐漸取代了「盂蘭盆節」。雖說如此，仍可從從宋朝蘇東坡《前赤壁賦》中得知，蘇東坡與朋友泛舟與赤壁之下，亦不見鬼月禁忌。直至清朝，膾炙人口的小說《紅樓夢》中，還出現了在七月份大張旗鼓、廣宴賓客地為祖母祝壽的記載，[7] 可知，清朝初年中國並無鬼月禁忌的相關習俗。
鬼月的由來
鬼月的真正由來，是源自五胡亂華與歷代戰亂人們逃離家鄉，無法在故鄉祭祀先祖，便在門口設供遙祭，同時也祭祀在此地別人的祖先，期望在故鄉的祖先也能受他人祭祀，後來甚至演變為閩南人「拜門口公」、「好兄弟」的習俗。再者，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年幼時曾於佛門出家，後來靠著以宗教為名的紅巾軍奪得江山，使他知道 掌控宗教是維持江山穩定的最要利器之一。為了穩定政權，他在登基後頒佈了《明太祖正神名號詔》，以《禮記》中的「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來傳達其基本的治國理念，[8]把宗教變成維持政權穩定的利器。因為他知道，一旦沒了宗教信仰的約束，人民就很容易受煽動而起兵造反。於是他利用地獄的信仰，來塑造天子的權威。首先宣揚酆都為陰間京城，其中閻羅天子便是天子的化身。而閻羅天子便是陰曹地府的統治者，閻羅天子所居之處，便是鬼城的最高行政機關。[9]繪聲繪影地將陰曹地府與人間做了連結，拉近了人間與地府的距離，藉此告訴他的子民：「活著時天子雖然不一定能時時刻刻的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但死後必然會經過地府的審判，屆時一切對天子的不忠，將會毫無保留的在地府呈現出來。」並用官方的力量，在四川酆都(現今四川豐都縣)建立人間鬼城，藉由酆都鬼城一說來管控人民。
七月鬼門開的「鬼門」真正的位置是在中國大陸的四川。
後來經由明朝小說的誇張渲染，[10]與有心人士的推波助瀾。[11]於是鬼城的信仰得到了官方、佛教、道教與讀書人等的宣揚，而深植人心，七月也漸漸形成了不祥之「鬼月」。此一「鬼月」的習俗，在清朝入主中原，明朝滅亡之後便從華人世界中銷聲匿跡了，只剩下早期明朝時期的東南亞移民，與跟隨鄭成功來台的明朝遺民延續了明朝的「鬼月」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的南洋一帶與臺灣社會。
結語
由上文可知，農曆七月無論在中國民間或是佛教思想傳入之後，都是清淨莊嚴、歡喜慶豐收的月分，就如同原住民朋友的「豐年祭」一般值得歡欣鼓舞。到了明朝之後，卻變成了「鬼影幢幢」，諸事不宜的災厄之月；使得原本的供養清淨僧眾、報答親恩的神聖儀式，變成大開殺戒、宴請鬼神習俗，不但違背佛陀的慈悲教化，也辜負目犍連尊者勸化世人行孝的原意！
[1] 佛光教科書「結夏安居」之詞條解釋，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檢索日期：2016/8/13。
[2]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目連悲哀，即以缽盛飯，往餉其母，母得缽飯，即以左手障缽，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
[3] 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佛告目連：『十方眾生，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缽和羅飯，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
[4] 《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載：「大同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
[5]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十七《月令第六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467頁
[6] (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岳麓書社1986年版，46頁
[7] 侯桂新(編撰)(2007)。紅樓夢。台中市：好讀出版。第四冊 176-177頁。
[8] 濱島敦俊(1995)。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史學集刊。第4期。7-15頁。
[9] 賴祥蔚(1999)。朱元璋對宗教的基本態度與政治運用。宗教哲學。第五卷第四期。73-83頁。
[10] 明朝吳承恩所寫的《西遊記》第十回〈二將軍宮門鎮鬼、唐太宗地府還魂〉：「銅蛇鐵狗任爭餐，永墮奈河無出路。詩曰：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萬丈高。無數牛頭並馬面，猙獰把守奈河橋。」
[11] 例如：篡改李白詩「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原句見《全唐詩•卷 169‧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籙臨別留贈》，其實是「下笑世上士， 沉魂北羅酆」，可見後人有意篡改了李白原詩，借李白之名來提高「鬼城」 的歷史地位和它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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